可惜的是，我们的舆论场展现的主要一面，或者大多数的文章都是对美国负面的报道。

或许，这些美国负面的一面都是真实的，但当美国人民看到的都是负面而很少有正面的时候，你可以设身处地想一下，如果是你，你会是什么样的感受。

既然两国人民都有着友好的愿望，为什么不把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友好愿望的帖子发出来，为什么不能构成一种可以和对美国负面文章相抗衡的不同声音呢？

如果，我们觉得两国关系是重要的；如果，我们觉得两国关系是不能脱钩的，那么在中国舆论场通过民间对美国的善意表达就是必须的。

那些鼓噪民粹，煽动仇恨，灌输对立的声音和舆论必须加以抵制。

中美两国关系当然应该共同努力，相向而行。这需要官民上下的合力，才能真正挫败反华政客的阴谋。

而我们要做到的，让更多民间的友善和理性的声音出现在目前的舆论场。从而抵消胡锡进、金灿荣之流，对中美关系的不良干扰。

相信中美两国人民有智慧不被这些负面声音所干扰，重建互信，让两国关系回到正常的轨道。

王外长去美国了，希望他的再次出山，能带来中美友好的好消息。

其一，21世纪以来，美国经济实力和竞争力的绝对优势被动摇，其他新兴大国力量持续上升，多极化趋势凸显，引发了美国国内对美国霸权衰落的担忧，由此推动美国识别新的潜在外部对手或“敌人”，并加以遏制；其二，上世纪中期以来，美国人口结构越来越多样，白人主导地位被削弱，去工业化进程更使白人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恶化，以至于这一群体对美国内部其他族裔和移民的态度日趋负面；其三，

美国政治极化趋势日益明显，国内社会文化和价值观陷入混乱和冲突，相当一部分美国民众期待出现一个能够打破常规的总统，带领美国走出当前的制度危机和僵局，这给了特朗普以特立独行的方式重塑包括对华战略在内的美国内外政策的空间。作者认为，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必须全面审视美国的系统性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全面挑战，创新中美关系的理论研究和战略设计，而不是寄希望于特定个人或政府的短期变化。（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潘亚玲）

寻找新的“敌人”：

美国对华战略加速调整的国内根源

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华战略就呈持续加速调整特征；而随着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美国对华战略调整的加速度进一步增加。对于这一并不值得期待的发展，仍有不少人将其归因于特朗普总统及其追随者，进而仍寄希望于美国总统及执政团队的可能改变。本文认为，在浓厚的特朗普色彩背后，美国对华战略加速调整的国内基础相当牢固，即美国面临的系统性危机，主要体现为霸权衰落、白人身份和政治制度的三重危机。上述系统性危机被特朗普及其追随者以一系列特殊的方式加以动员，从而使包括对华战略加速调整在内的大量貌似非理性的战略决策变得合理，甚至在美国国内颇受欢迎，而这又反过来强化了特朗普及其追随者对上述危机的应对方式，进而形成一种奇特的恶性循环。霸权衰落危机与外部“敌人”识别

尽管“9·11”恐怖主义袭击让美国人认识到，伴随冷战结束的“历史假期”已然结束，但他们并不认为这会危及美国的社会福利和物质强大。但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看，“9·11”事件很大程度上触发了美国历史性的国运衰落进程：进入21世纪前，美国人已经享受了200余年的国运上升所带来的种种荣光；但随着“9·11”事件终结了地理安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凸显了经济困难，及2016年特朗普当选放大了制度危机，美国的国家运势似乎正在逆转。而其中最被美国人看重的，当然是其经济困难，或者说是美国霸权地位面临的日渐明显的威胁。

第一，秉承自斯宾塞“西方没落论”而来的“居安思危”心态，美国对国际体系中挑战者的崛起和自身霸权地位面临的威胁始终保持高度警觉，不断发出“美国霸权衰落”的警告。自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几乎每隔十年便会出现一波霸权衰落大讨论。相比历史争论多以衰落论者的失败结束，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当前争论似乎更具实质内涵：“美国衰落——这次是真的”。对衰落论者而言，进入21世纪特别是第二个十年后，国际关系的最核心发展便是美国正在衰落：国际权势正转移到东方，那不仅是西方虚弱的结果，还是亚洲国家竞争力和权势日增的后果。

第二，当代衰落论者的警告并非空穴来风，国际实力对比的确正朝向有利于世界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例如，在1990~2018年间，美国GDP年均增长2.46%，而进入21世纪以来降至2.07%，2008年以来更降至1.77%。相比之下，中国和印度分别为：9.43%、9.14%、7.95%和6.33%、6.63%、7.1%。又如，金砖国家与美国的相对权势正日趋接近：1990年时金砖五国GDP仅占世界总量的7.85%，而美国当时占世界总量的26.37%；2000年，金砖国家增长并不明显（8.42%），美国却达到冷战后的最高点（31.69%）；此后二者增长态势发生逆转，2018年，美国GDP占世界总量的23.91%，而金砖国家达到23.55%，赶超美国指日可待。第三，对衰落论者而言，中国崛起是美国霸权衰落的最核心关切。中国崛起带来的威胁正变得越来越真实和迫切。以2010年美元价格计算，1990年中国的GDP仅相当于美国的9%，1992年突破10%，2003年突破20%，此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2008年突破30%，2011年突破40%，2014年突破50%，2018年时已达到58.4%。中国GDP相对于美国GDP的比例从10%增长至20%用了11年，从20%到30%用了5年，此后从30%到40%及从40%到50%都只用了3年。正是中国的快速崛起，不仅使法、德、日、英等传统大国的重要性大大下降，也使印度在过去约30年时间里国力增长近2倍的事实变得不那么重要。

最后，更令美国霸权衰落论者担忧的，是美国自身的绝对衰落态势。纵然美国仍拥有相对优势，但美国发展潜力或后劲不足更令霸权衰落论者忧虑。就经济实力而言，冷战结束后美国延续了此前的增长态势，经济绝对总量的增长态势从未中断，即使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也是相对短暂的。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美国GDP从1990年的5.96万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20.54万亿美元，增长了2倍多。除因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而导致2009年GDP总量有明显下降外，其余年份都保持着稳步增长。尽管如此，衰落论者看到的更多的是，从国力周期角度看，美国经济增长的势头正发生逆转。美国的GDP增长率，在20世纪60年代初超过4%，到20世纪70年代末跌到3%以下，在进入21世纪后更跌至2%以下。这一长期历史性态势，远比其他短期波动更能说明问题。

尽管美国在科技、商业等领域仍拥有垄断优势，但其经济竞争力持续下降仍是不争的事实。一项对福布斯全球企业2000强的财富分布的研究显示，美国在全球经济25个重要行业中拥有对13个行业的主导性影响，拥有上述行业至少38%以上的净收益；在剩下的12个行业中，除跨国贸易公司为日本主导外，其他11个行业均不受任何单个国家主导。从科技发展角度看，美国长期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科技研发。世界银行自1996年起统计研发预算在整个GDP中的比例，美国从未低于过2.45%，2018年达到2.78%，超过5700亿美元，将其他国家远远甩在后面。

然而，美国曾引以为傲的基础设施的退化，以及教育质量（特别是小学和初中教育质量）的下降，正在削弱其竞争力。例如，美国桥梁的设计使用寿命一般为50年，目前的平均建成年龄已达42年，这意味着有一半左右的桥梁还有8年左右就将到设计使用寿命；此外，美国有11%的桥梁被认为存在“结构性缺陷”。美国的能源电力也时有功能错乱的现象，移动电话与网络系统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也存在明显不足。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美军约130万兵力并非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但其质量却是世界上最高的。更为重要的是，美军首先不是为保卫美国而是为“保卫世界”而部署的，这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美国国防预算自2000年起一直保持较快增长，过去20年里有至少5个财政年度增长超过10%。2020财年，预期美国国防预算将创下760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相当于2000年时美国国防预算的2.5倍。但随着美国联邦政府财政状况持续恶化，庞大的国防预算也渐难维持。1990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仅占其GDP的54.4%，为3.2万亿美元；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仍维持在62.6%的水平上，不到9万亿美元。但自2009年起，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10万亿美元大关，并快速增长。到2017年，这一数字超过20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比重也达到105%。如果现有财政政策保持不变，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到2046年将达到创纪录的141%。

虽然更多是相对衰落，但对美国决策者而言，“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仍是重要的，这也正是奥巴马强调“重振美国霸权”、特朗普强调“让美国重新伟大”的根本出发点。

因此，识别出潜在的“敌人”并加以遏制甚至扼杀，对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相当重要，这正是美国当前对华战略调整的基本动力。

白人身份危机与内部“敌人”的寻找

尽管美国自诩为“种族大熔炉”，但种族主义、种族歧视、种族等级制仍充斥着美国社会各个角落。自特朗普参加2016年总统竞选起，种族主义回潮现象便愈演愈烈，2020年5月白人警察对非洲裔的不当暴力执法便是最新例证。在种族主义回潮的背后，事实上是美国白人的身份危机：一方面是随移民增加而来的对白人种族纯洁度受损的担忧，另一方面则是对移民可能成为外国“特洛伊木马”的无端恐惧。因此，对外来移民的排斥甚至在其中寻找潜在“敌人”，在美国社会中正日益变得合理。

第一，自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通过以来，美国白人的种族主导地位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美国人口已在1950年的基础上翻了一番，达到3.09亿。但与之相随的是，“美国正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老，越来越多样”。1950年当特朗普4岁时，白人占美国总人口的87.5%，非洲裔仅为10%，拉丁裔更少（2.1%）；但到2010年，当特朗普64岁时，美国的非拉丁裔白人已经下降到63.7%，拉丁裔上升到16.3%，黑人也有12.3%。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的趋势评估，美国人口的种族和族裔多样性在未来几十年里仍将持续。到2050年，美国将成为一个“少数中的多数”（majority-minority）国家，白人比重将降至49%，拉丁裔大幅增至30%，非洲裔14%，亚裔9%。

大量新移民的涌入，使美国人口地理正发生长期且重大的变化，即越来越多的“少数中的多数”县正在出现。1980年时，白人在美国近50%的县中占到98%以上；但到2016年，白人超过90%的县仅余下5%。更令白人担忧的是，这一发展在有的地方明显更快。在2000~2018年间，22个州的109个县从白人占多数变为少数种族占多数；到2018年美国共有293个县已是少数种族占多数。在美国人口最多的25个县中，有21个是少数族裔占多数，其中8个在2000年时仍是白人占多数。

种族多样化发展使美国白人产生了严重的身份危机，进而对移民问题的态度日趋负面。例如，自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初，美国人对移民的文化影响的认知基本是均分的。但自特朗普参加2016年总统大选起，白人特别是白人工人阶级的看法渐趋消极。2017年，有65%的白人工人阶级选民相信，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变坏了；有48%的白人工人阶级认为，“事态变化如此巨大，我经常觉得害怕自己国家里的陌生人”。有68%的白人工人阶级认为，美国正面临丧失其文化和身份的危险，美国生活方式需要加以保护。相比之下，整个美国只有55%的人持这一观点，在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中认同这一观点的只有44%。

为维持自身种族纯洁，美国白人不仅渐趋反对外来移民，更明确排斥与其他族裔通婚。尽管公众对种族间通婚的态度正变得积极，但实际上种族间通婚率仍低得惊人。根据一项研究，从户主角度看，拉丁裔由于其肤色仍是白色而与其他种族的通婚率略高——与白人为2.1%，与亚裔为1.48%，与非洲裔为1.37%；但亚裔和非洲裔与其他种族的通婚率相当低，其中尤以亚裔最低；2008年，亚裔与白人的通婚率为0.75%，与非洲裔为0.56%，与拉丁裔为0.54%。由于白人数量更大，因此其与其他族裔的通婚率就更低。

第二，令其种族身份危机更加严峻的是，美国白人自20世纪70年代起面临的经济困难日益严峻。

“二战”结束后，美国全球霸权正式确立，美国白人尤其是白人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达到建国以来的顶峰，并形成了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的收入分配差距的“伟大压缩”。但自那以后，白人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每况愈下，到特朗普时期达到顶点。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经济朝后工业化方向的发展，严重冲击了白人占多数的制造业。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制造业曾经吸纳了1/3的美国劳动力，其中大多数男性工人没有大学学历，1979年制造业工人达到近2000万的峰值。但随着20世纪80年代初经济衰退开始，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减少了300万个左右。在制造业集中的城市，就业机会消失的影响是重大的。到1998年，美国制造业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仍达到1800万，占美国就业人口的11%；但到2018年，制造业仅能提供1350万人全职和兼职就业机会，仅占就业人口的6.7%。在1998~2018年间，美国GDP增长了47%，但制造业仅增长5%。由于移民进入也意味着就业竞争，因此移民往往成为白人特别是白人工人阶级的泄愤对象。

第三，出于种族纯洁关切和经济困难泄愤而来的移民仇视甚至排外主义，因移民对故土的持久情感而被严重扭曲，条件成熟时极易转化成对内部“敌人”的界定。

无论走到哪里，移民对故土的情感都难以割舍。这首先表现为其对移入地语言的学习态度上。总体来说，大量移民来自非英语国家且不再处于语言学习黄金年龄，因此英语水平和说英语的意愿都可能不尽如人意，尽管其学习意愿可能仍然较高。根据2015年的美国社区调查，所有美国移民中，能够很好地讲英语的占53.1%，能较好地讲英语的也有20.5%，真正不太会讲或完全不会讲英语的占26.4%。当然，无论是出于便利考虑还是故土依恋，移民往往在家庭中更多地使用母语而非英语。例如，2017年，美国移民中只讲英语的比例仅占移民总数的17%，但有多达43%的讲西班牙语，此外也有不少移民讲中文、印地语、菲律宾语、越南语等语言。

语言障碍在某种程度上放大了白人对移民的威胁认知。一方面，美国白人特别是保守主义者倾向于低估移民的英语学习意愿。共和党人中只有33%的认为移民会努力学习英语，尽管民主党人（71%）和无党派人士（60%）对移民学习英语的认知相对客观。另一方面，美国白人或主流社会对英语不好的移民往往感到厌恶。有50%的美国人表示，当与几乎不会或完全不会讲英语的移民接触时，会感到烦恼。其中，58%的美国白人表示，不喜欢和几乎不会讲英语的移民接触；白人工人阶级对此更加敏感，有64%表示在与几乎不会或完全不会讲英语的移民接触时会感到不安；受过大学教育的则只有48%的持这一观点，尽管仍要比非洲裔（40%）和拉丁裔（22%）高得多。

移民的故土情感还表现为其与故土的藕断丝连，有时甚至为了故土利益而积极参与美国政治，尤其是采取族裔游说影响美国对其故土的外交决策，典型例子是犹太人为以色列利益而开展的卓有成效的政治游说。尽管可能对特定族裔的政治游说更为宽容，美国社会总体上对少数族裔为了故土利益而开展的政治游说保持敏感，认为这极可能牺牲美国国家利益，特别是在美国与相应族裔的故土利益存在潜在冲突时。

亨廷顿在20世纪90年代讨论“文明冲突”时，其真正所指是美国社会内部的族裔冲突。正是由于可以将移民当作替罪羊，美国白人的身份危机和经济危机往往被归因于特定移民。在中美权势转移的背景下，特朗普正是据此逻辑不仅大幅推进对华战略调整，也对来自中国的移民加大限制。例如，自2018年以来，特朗普政府采取了大量举措，尤其是试图以所谓“间谍罪”限制华裔及来自中国的各类访问人员。在特朗普及其追随者的推动下，美国社会应对中国挑战或影响的所谓“全政府战略”正日渐完善，华裔被视作内部“敌人”的风险正在快速增加。

政治制度危机与“政治正确”再界定

尽管霸权衰落危机和白人身份危机都可能推动美国对外战略特别是对华战略的调整，但真正直接推动美国对华战略加速调整，甚至使中美关系陷入“新冷战”边缘的，仍是特朗普及其追随者。这一事实凸显了美国政治制度日渐衰败的危机，及由此而来的对“政治正确”的重新界定。换句话说，特朗普上台后一系列的“政治不正确”似乎变得“正确”，并得到了美国公众的某种认可——这才是当前美国对华战略加速调整的触发机制。

第一，美国政治制度危机最为明显地体现为其政治极化，尤其是政党极化。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党极化与政治对抗持续恶化，诱发大量政策僵局，结果导致总统越来越多地动用行政乃至非常规政治手段推动政策。例如，由于政治极化，美国国会所通过的立法数量正日益减少，从20世纪50年代的828部急速下降至2000年~2010年间的489部，这为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历任总统通过越来越多的行政命令施政提供了可能。又如，正是由于政治极化，冷战后美国政府关门事件频发，2019年初特朗普政府甚至创下了关门35天的新纪录。再如，同样由于政治极化，美国总统对待国家紧急状态的态度越来越不严肃，特朗普甚至为了获得更多资金用于修建边境墙而宣布国家紧急状态。

美国政党政治正日益从共识政治向对抗政治转变，两党相互敌视水平快速上升。根据一项调查，1994年时有68%的共和党人讨厌民主党人，只有17%的极度讨厌；但到2004年，极度讨厌的比例上升到了43%，总体上讨厌的比例达到了82%。在民主党阵营也有相似发展，1994年时16%的人极度讨厌共和党人，共计57%的人讨厌共和党人，到2004年这两个数字分别升至38%和79%。

美国政党极化和政治对抗已经溢出到美国社会层面，催生了美国社会的对抗性发展。在1994~2014年间，持有极端政治立场的美国人已经从10%增加到21%；同时，中间派则从49%大大缩水至39%。导致这一社会性对抗的，是政党的极端化发展。2014年，趋于极端的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分别达到94%和92%，相比20年前分别上升了24和28个百分点。

第二，美国政治制度危机正推动美国政治文化的中长期深刻转型。首先，美国人对美国传统政治价值观的信仰强度明显下降，各种相互冲突的极端化思潮频繁出现。首先，美国人对“身为美国人”的自豪感持续下降：21世纪前，这一指标始终保持在90%以上；进入21世纪后略有下降，但在2001~2016年期间，仍保持在80%以上；到特朗普当选后，该指标持续快速下跌，2017年3月降至75%，2019年7月降至70%，2020年6月进一步降至63%，创下历史新低。另一方面，各种极端化思潮不断发展，甚至出现诸多——尽管可能是昙花一现——日趋极端的政治运动。仅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短短不足十年时间为例，茶党、“黑人的命也是命”、占领华尔街、“我们的沃尔玛”、“为15美元而战”等运动相继出现，充分显示出美国人政治价值观的混乱与冲突。

其次，美国人对国家发展道路、发展方向的信心也日渐丧失：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1991~2007年间，平均的悲观比例为52.2%；而在2008年~2016年间则达到68.6%。

最后，美国人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再那么自信。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2014年，只有28%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是最伟大的国家，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只是世界上伟大的国家之一，还有12%的人甚至认为有其他国家比美国更加伟大。到2019年，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的人数比例进一步降至24%，而认为还有其他国家比美国更加伟大的人数比例则上升到21%。

第三，特朗普执政进一步加剧了美国政治制度危机，美国正陷入一场“冷内战”（Cold Civil War）。所谓“冷内战”，是指美国现在正日益为两种敌对的政治、文化和生活方式所撕裂。这一“冷内战”使美国不再呈现红蓝对立，而是沿种族、经济和地理的复合边界分裂，具体体现为民主党控制大城市及其郊区，而共和党则掌握农村及附近郊区。这样，无论是2016年总统大选还是2018年中期选举，郊区都成为决定性因素。在1994年中期选举中，民主党在20个最大的大都市区郊区和其他郊区所获得的席位比例差不多，分别为39%和40%；但在2016年大选中，这两个比例极为悬殊，分别为59%和21%。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民主党在国会众议院选举中净赢40个席位；具体来看，民主党所获胜利主要来自接近中心城市的郊区选区：在9个大都市郊区选区中，民主党赢得了6个；在15个人口密集的郊区选区中，民主党赢得12个；但在19个邻近农村的郊区选区中，民主党仅赢得4个。

正是美国政治制度的深层危机，为特朗普上台后不按常理出牌的执政方法创造了机会。特朗普更准确地把握了美国社会的深层危机感，然后以一种“政治不正确”的方式将其激发出来，从而实现了自身的“政治正确”。特朗普将“政治不正确”转化为“正确”的惯用方式包括自吹自擂、蔑视批评、颠倒黑白、胡扣大帽等；但更根本的逻辑是，在面对大量批评时，特朗普往往自我标榜为新自由主义世界的真相揭露者，一个可以将事情做得更好的“政治不正确”的候选人和总统，从而将公开的白人种族主义和偏见堂而皇之地置于社交媒体的前台，并美其名曰“真相揭露”。例如，特朗普将美国作为霸权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描述为美国人吃亏、其他国家搭便车，进而成功地激发了国内对其广泛“退群”的支持。

正是通过将“政治不正确”塑造为“正确”，特朗普动员了出人意料的大众支持。根据2016年大选前的一项调查，尽管有50%的受访者表示反对，但仍有高达49%的人认为，美国需要一位愿意打破常规的领导人；其中，60%的美国白人工人阶级和59%的高中及以下学历的美国人认同这一观点。这在美国民意调查的历史上是罕见的。类似地，对于特朗普在执政后的一系列“政治不正确”行为，仍有63%的白人福音派教徒认为这并没有损害美国总统的尊严；尽管整体而言65%的美国人持相反的观点。

因操纵“政治不正确”逻辑而获得的大众支持，反过来强化了特朗普进一步操纵“政治不正确”逻辑的意愿和强度。这一恶性循环在特朗普执政后的中美关系中，特别是进入2020年以来特朗普对华战略的加速调整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无论是新冠肺炎疫情，还是贸易关系，抑或是中国公司，都可能被特朗普以“美国优先”或“让美国重新伟大”的名义加以利用。或者说，特朗普对华战略的加速调整和敌意，某种程度上正成为美国当前应对系统性危机的万能药方。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美国当前的系统性危机根源已久，其缓解甚或解决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尽管当前美国对华战略的加速调整带有浓厚的特朗普色彩，但并不意味着后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对华战略就会快速回归此前熟悉的模式。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必须全面审视美国所面临的系统性危机，进而创新中美关系的理论、模式与方法，而不是寄希望于特定个人或政府的短期变化。（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潘亚玲）

中方报告的调查对象也区分为“一般公众”和“北京专家”两类。“一般公众”（下文称“中国公众”）“北京专家”包括单位地址在北京的党政机关、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事业单位，以及与美国有贸易、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合作交流的管理人员。

中美关系惊涛汹涌，已成为影响全球政治经济变化的极重因素。除了官方和传媒所呈现的情况外，中美民众如何看待对方，以及如何认识两国关系？这是判断两国关系走向的基础性因素。基于《中国公众对美印象调查》《美国公众对华态度调查》《美国华盛顿专家对华态度调查》三份最新报告，王缉思先生指出了引人注目的变化：

（一）中国民众对美有好感的占21%，但专家对美好感(32%)比公众高很多。虽然多数人都对美提出批判，但仍有77%专家和56.7%民众认为美国文化对中国影响积极。值得注意的是，专家群体中54.3%的教研领域人士对美印象积极，而党政机关仅16%，差异明显。

（二）与2015年同类调查相比，美民众对华好感度没变化，但美专家对的好感从16%降至9%，而不良印象从61%升至76%，高达82%的专家认为中国“富有侵略性”。值得注意的是，美民众一面对华好感明显高于美专家，另一面对特朗普的认可远高于美专家。

（三）关于中美关系现状，只有14%中国民众认为还不错，只有15%美民众和2%美专家持正面评价。对未来中美关系预期，持乐观的中国民众是持乐观的美民众的1.75倍，中方对美期待仍较高；而美方的预期较负面，预示着短期内两国关系难好转。

作者指出，尽管认知差异很大，但两国调查对象都不认为双方是零和博弈，都表达了增强合作、避免冲突的愿望，中方要继续保持战略定力，不宜丧失耐心和信心。

中美相互形象

（一）中国人对美国的认知

1. 主要发现

问卷调查了中国人对美国的一般印象。在对美国的感受上，中国公众和北京专家之间有一些显著的差别。公众对美国有好感的比例为21%。专家对美国的好感（32%）比公众高很多。公众对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的好感率是17%；而专家对特朗普的形象好感度是5%。

与对美国的整体好感度相比，公众对美国领导人的好感度下降了19%，而专家对美领导人的好感度下降幅度更大（84%）。

在问到该用什么词语来形容美国和美国人时，公众和专家选择率从高到低依次是“军事强大”“富有侵略性”“傲慢”“有创造力”，而很少有人认为美国和美国人“爱好和平”“遵守国际规则”，或“对中国友好”。如95.7%的教学研究者和80.6%的企事业单位人员认可美国有“强大的军事”；90%的教学研究者和63.3%的企事业单位人员认可美国“富有创造力”。

虽然多数的中国专家和公众都对美国及其领导人提出了一些批评和批判，对当下的美国对华政策十分不满，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也十分敏感，但是，仍有77%的北京专家和56.7%的中国公众认为，美国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是积极的。

就同一个问题，不仅公众与专家的态度有所差别，而且这两个群体内部也有不同的对美态度群体。以专家集体为例，党政机关和教学研究事业单位人员这两个群体在一些认知上就有较显著区别。例如，认为美国“富有侵略性”的党政机关人员的比例是90%，教学研究者是79.7%。认为美国“宽容”的党政机关人员比例为6%，教学研究者是33.3%；认可“美国是朋友”的教学研究界人士比例为13%，而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仅为4%；8.6%的教学研究界人士认可美国“爱好和平”，而党政机关仅为4%；54.3%的教学研究界人士对美整体印象积极，而党政机关仅为16%。

2. 解读

一般而言，专家比公众更有机会亲身接触外国人和出国访问，因此他们对外国的印象不像公众那样容易受到国内媒体的影响。专家对美国的印象不像公众那样负面，说明中国公众同美国增加社会接触，应当有利于他们更加全面地评价美国。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给中国公众和专家的印象甚至比美国在中国的总体形象还差。

与对美国的整体好感度相比，中国公众和专家对美国领导人的好感度显著下降，这说明他们认为最近几年中美关系经历的一些波折，主要是美决策层的变化所致。我们进一步看到，相对于中国公众，北京专家对美领导人的态度转向负面的幅度更大（84%）。

中国公众和专家对美既有批判，也在一些方面存在好感，这体现了公众和专家对美态度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既反映了中美关系史的跌宕起伏，又凸显了现阶段中美关系在相互依存中进行战略博弈的复杂性。

美国人对中国的认知

1. 主要发现

美方的调查报告了解了美国公众和在华盛顿的专家对中国的印象。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为21%；华盛顿专家对中国的好感度是9%。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整体好感度和中国公众对美国的整体好感度一样，都是21%。而华盛顿专家对中国的认知（好感度为9%）却比北京专家对美国的认知（好感度为32%）负面得多。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近年来中美关系明显下滑，但同2015年的同一项调查相比，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好感度没有变化。美方调查报告显示，“千禧一代”（millennials）和“90后”（Gen Z）的青年人对中国的好感（31%）高于上一代美国人。

但是，华盛顿专家对中国的好感从2015年的16%下降到了2019年的9%，而不良印象从2015年的61%上升到2019年的76%。这一转变显然同中美关系的恶化有关。美国公众对特朗普的支持度是32%。华盛顿专家对特朗普的好感度只有22%。

关于形容中国和中国人特点的词语，美国公众选择最多的几项依次是“军事强大”“富有侵略性”“勤奋”“有创造力”，而美国公众里认为中国“对美国友好”“爱好和平”“遵守国际规则”“宽容”“诚实”“对生态环境负责”的都少于20%。华盛顿专家对上述词语的选择，比公众还要负面得多。居然有高达82%的华盛顿专家认为中国“富有侵略性”；专家中只有3%认为中国“对生态环境负责”，2%认为中国人“宽容”，1%认为中国“遵守国际规则”，1%认为中国人“诚实”。

2. 解读

更值得注意的还有两点，一是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好感明显高于华盛顿专家，显示出公众对美国主流媒体和智库“抹黑”中国的舆论接受程度并不太高；二是美国公众对特朗普的认可程度远远高于华盛顿专家，后者对特朗普的印象普遍很差。正如后文将要显示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人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态度。

华盛顿专家对中国的负面评价比美国公众更多，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读。我们通常以为，美国人对中国存有偏见和误解，原因在于他们对中国了解不够深入。其实，美国人跟中国人的接触增加，对中国的了解增加，未必会对中国人和中国产生更多好感，反而可能因熟悉而产生更大的怀疑甚至负面判断。在研究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美国专家中尤其如此。

对双边关系现状的认知

（一）中国人眼中的中美关系

1. 主要发现

关于中美关系现状的总体评价，56%的中国公众持负面看法，只有14%的公众认为中美关系还不错。北京专家对中美关系持负面看法的高达72%，正面评价的只有3%。

在问及中方对中美关系和美国问题的主要关切时，77%的公众和90%的专家提到贸易摩擦，65%的公众和56.5%的专家关心网络安全问题，22%的公众和24.5%的专家关心美国对朝鲜的政策，22%的公众和21.5%的专家关注美欧关系，23%的公众和21%的专家关注美国国内政治极化和枪支管制，15%的公众和27%的专家关心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只有18%的公众和11%的专家关注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至于对中美关系和美国国内政治问题的熟悉程度，79%的公众和91%的专家回答他们熟悉双边贸易摩擦，60%以上的公众和专家知晓美国和朝鲜领导人的双边会晤、美国国内关于枪支管控问题的争论、中美网络安全问题、美国国内政治极化问题，等等。51%的专家熟悉或比较熟悉美国对朝核问题的立场。

关于哪个国家应对中美贸易摩擦负更大的责任，80%的公众和75%的专家指向美国，3%的公众和专家认为中国应负主要责任，13%的公众和14%的专家认为双方应负同等责任。

至于哪个国家从中美贸易额增加中获益更多，31%的公众和22%的专家认为中国获益多，18%的公众和16%的专家认为美国获益多，34%的公众和38%的专家认为双方的获益是均等的。

近半数的中国公众（40%）和专家（43%）相信美国经济增长对中国有利，近四分之一的公众（24%）和极少数专家（8%）认为有害，49%的专家则持中间立场。67%的公众和72%的专家认为中美共同利益将双边关系推向合作，28%的公众和17%的专家认为中美利益竞争将导向冲突。

绝大部分公众（87%）和专家（84%）赞成中共十九大以来中国政府处理中美关系的方式，只有9%的公众和7%的专家表示不赞成或不大赞成。只有20%的公众和5%的专家表示信任美国领导人对中美关系的处理，不信任美国领导人的公众和专家分别是52%和63%。

解读

绝大多数中国公众和北京专家观察中美关系的角度和立场，同中国政府和主流媒体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绝大部分受访者都相信，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对双方都有好处，美国是中美贸易战的始作俑者，美国领导人处理对华关系的态度是不可信任的，而中国的对美政策符合中国利益。

从本次调查可以看出，中国公众比专家对中美关系的看法更偏向乐观，对特朗普政府处理对华关系的信任度也比专家高。我们对这一微妙差别的解释是公众和专家的信息来源有差别。至少在2019年6月以前，中国主流媒体不愿多放送消极信息，给人们的感觉是“美国对华政策转变只是暂时的”，主流媒体更不愿直接批评美国主要领导人。但是，专家可以通过直接接触美国人和美国媒体，了解中美关系的真实现状，因此相对悲观。这同上文指出的华盛顿专家比美国公众对中国所持反感更多，有着类似的原因。

在此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由于在执行调查时（2019年6月至7月），中美贸易摩擦处在激化状态，而美国对华政策涉及的某些其他问题，如中国香港、新疆、台湾地区、人权等问题，尚未充分显露，中美“技术脱钩”等问题也还没有被炒热，因此问卷设计没有包括上述议题。如果今天重新设计问卷并重新调查，受访者的反应可能会同本次调查结果有所差别，多半会更为激烈地批评美国。

美国人眼中的双边关系

1. 主要发现

关于中美关系现状，只有15%的美国公众和2%的华盛顿专家做出了正面评价，专家的正面评价比2015年的同一项调查结果下跌了30个百分点；35%的公众和42%的专家没有给出确定回答。

在问及美方对双边关系和中国问题的主要关切时，53%的公众和69%的专家指向贸易摩擦，41%的公众和58%的专家指向网络安全问题上的分歧，34%的公众和35%的专家关切中国环境污染，17%的公众和42%的专家关切知识产权保护。公众和专家不那么关切的中国事务包括同邻国的边界纠纷、新疆、网络管控、台湾、腐败等问题。一半的公众担心中国影响美国国内政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青年一代公众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关切仅次于贸易摩擦而高于其他问题。

至于对中美关系和中国政治问题的熟悉程度，57%的公众宣称他们了解贸易摩擦，其次熟悉的是中国的环境污染（49%）、网络监管（47%）、同中国的网络安全纷争（44%）、台海形势紧张（37%），等等。

关于哪个国家应对中美贸易摩擦负更大的责任，在受访公众中，21%认为美国应负更大责任，23%认为中国应负更大责任，39%认为双方应负同等责任。在专家中，这三个数字分别为22%、35%、39%。有意思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大多数共和党专家（63%）和极少数民主党专家（9%）将贸易摩擦归咎于中国，而接近半数（46%）的民主党专家认为美国应为中美贸易摩擦负责。

至于哪方从中美贸易额增加中获益更多，认为美方获益更多的公众和专家分别占18%和22%，认为中方获益更多的分别占22%和35%，认为双方平等获益的分别占37%和39%。

有29%的公众相信中国经济增长对美国有利，19%认为有害，51%不持立场。39%的公众认为中美共同利益将双边关系推向合作，而32%的公众认为中美利益竞争将导向双方的冲突。

公众对特朗普政府处理对华关系的认可度只有37%，而专家的认可度低至27%；不赞成其对华政策的公众有44%，专家有71%（45%非常不赞成、26%比较不赞成）。其中67%的共和党专家认可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99%的民主党专家和75%的独立人士不认可，表现出党派意见的严重对立。

对于已经出现的中美贸易战，只有17%的公众和8%的专家认为它会对中美贸易关系起促进作用，而高达50%的公众和84%的专家认为它会对贸易关系起破坏作用。

美国公众对中国领导人能处理好中美关系的信任度为15%，专家对此的信任度只有4%，认为不可信任的专家多达68%。

解读

在对中美关系现状的评估方面及对国家领导人的信任方面，华盛顿专家比美国公众的看法更为负面。在这一点上，美国和中国两份报告的发现是类似的，即专家比公众的观点更为尖锐。

这部分调查中，有三点发现给人以很大冲击。第一，大部分美国公众和专家都没有将双边贸易摩擦的主要责任推给中方。有五分之一的公众和专家认为美方应负主要责任，而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认为双方应负同等责任。这同中方调查中绝大多数人将贸易纠纷归咎于美方形成鲜明对照。一种合理的解释是：客观地说，贸易战确实是美方挑起、中方应战的；不过，认为中方应负主要责任和双方应负同等责任的美国人大概会争辩说，中方没有对等开放市场、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不够等，导致特朗普政府对华发动贸易战，因此中方也是有责任的。

第二，美国公众和专家几乎一边倒地不赞成特朗普政府处理对华关系的做法，更不赞成同中国打贸易战。我们提供的解读是：首先，特朗普总统在美国公众中威信不高，在专家中声望更低，所以大家对他的对华政策（以及其他政策）自然会有严重的不同意见。其次，我们注意到，共和党同民主党的调查对象之间，态度差别很大，共和党人有相当多特朗普政府对华立场的支持者，而民主党人和独立人士正好相反。最后，反对特朗普政府处理对华关系方式的美国人，到底是认为它的对华立场太强硬，还是嫌它太软弱，在这个调查中并没有反映，可以推测两种偏向都存在。

第三，这一报告突出地反映出，无论是公众还是专家，美国人都高度关注中国的环境保护问题，青年人的关切更为严重。相比之下，中方受调查者很少关注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全球治理问题。在中国国内的舆论宣传中，这些问题也远远不及经济增长受到的关心多，反映了中美公众对所谓“后现代”问题的认知差异。

双方对中美关系的期待和建议

（一）中方的期待和建议

2019年夏季的调查表明，超过一半的中国公众认为中美关系在未来10年将会改善，有23.1%的公众认为中美关系将会恶化，还有近四分之一的公众认为未来中美关系与现在差不多。北京专家的预测要悲观一些，35%的专家认为中美关系在未来10年将会改善，低于公众的预期；23.5%的专家认为将会恶化，还有近40%的专家认为未来中美关系将维持现状。在回答是否担心美国对中国国内政治产生影响的问题时，68%的公众表示担心。

超过一半（54%）的中国公众认为中国应当保持与美国的接触与合作，40%的人认为应当限制美国的全球影响力。59%的专家认为中国应当保持与美国的接触与合作，25%的人认为应当限制美国的全球影响力，16%的人表示不确定。这表明专家比公众更希望保持中美合作而不是削弱美国的影响。

占压倒性多数的中国公众（69%）和北京专家（76%）认为中美在教育和技术领域发展或维持合作使双方都受益，因而应当加强，只有19%的公众和5%的专家认为中美教育科技交流对美国好处多于中国，所以应当削减。

对公众而言，支持中美各自的国家利益将导致两国走向合作的三条最重要理由是：（1）合作总比对抗对双方有好处；（2）合作有利于鼓励中国继续经济制度的现代化；（3）将为全世界树立一个榜样，表明潜在对手国家能够避免对抗。

多数中国公众和北京专家认为，美国已经或者能够采取的最好行动是：（1）在政治、经济、环境、文化等议题上同中国合作；（2）投资于科学技术；（3）为全球经济增长和稳定作出重大贡献。

（二）美方的期待和建议

关于中美关系的预期，29%的公众和32%的专家相信10年后双边关系会得到改善，而43%的公众和32%的专家认为会比现在更糟。

34%的美国公众和37%的华盛顿专家希望对华教育和技术交流得到促进或保持现有水平，29%的公众和29%的专家觉得对华教育和技术交流对中国的好处更多，所以应当减少。

公众中的39%和专家中的36%认为应该促进双方在国际上的交流与合作，32%的公众和29%的专家认为应当设法降低中国在海外的影响。

尽管双边关系发生了消极变化，美国公众和专家仍然将下述看法和建议，按照在他们心目中的重要性排出了顺序：（1）美中两国应当在诸如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反恐、防止朝鲜扩大核武能力等共同利益问题上寻求合作；（2）作为世界上经济总量排名第一和第二的国家，美中两国从合作中获得的利益要比从冲突中获得的好处大得多；（3）两国政治制度、历史、文化有差异，但相互合作比相互为敌手更为重要。他们还普遍认为，美中两国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合作，将减少它们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在问到中国已经或者可以采取的积极行动时，美国公众排列的重要性顺序是：（1）同美国和其他国家合作，防止朝鲜扩张其核武器计划；（2）大幅度减少贫困人口，创造强大的消费市场，可以购买更多的美国商品和服务；（3）投资于科技，推动创新，造福整个世界；（4）在政治、经济、环保、文化领域同美国合作；（5）采取步骤使美国企业更自由公平地进入中国；（6）加入巴黎气候协定，采取步骤减少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华盛顿专家列出的顺序基本相同，但增加了“推行政治改革和扩大自由”。

对双方期待和建议的解读

比较而言，中国公众对未来10年中美关系的期待值最高，而北京专家、美国公众、华盛顿专家相对悲观。可能的解释是，中国公众对本国实力发展的预期较好，而其他几类人群看到目前双边关系下滑的趋势难以在短期内逆转。这一发现也说明，无论特朗普2020年是否连任总统，中美关系的困难局面都可能延续，对此应当有思想准备。

中国公众和专家对于同美国在各个领域合作（特别是促进教育与科技交流）的热情很明显地高于美方。一方面，这一反差说明中方人士并未因美方近年来为双边合作制造的障碍而感到过分失望，仍然希望维护合作和交流；另一方面，美方对合作交流表现出相对消极的态度，也提示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中美经济与技术“脱钩”的危险。

中美双方的问卷都涉及关于对方国家应采取何种积极行动以促进合作的建议。可以看到，中方的建议更多是原则性的，而美方的建议更加具体，聚焦于希望中方在朝核、环保、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响应美方的呼吁。

结论

我们认为，中美交流基金会主持的这项2019年中美关系民意调查，很有必要，恰逢其时，其调查结果对关心双边关系和两国外交的政府部门、智库、学者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对现有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解读的基础上，我们归纳出以下结论：

第一，中美双方在两国关系的主要问题上观点严重对立，战略互疑增加，相互好感减少。同中方相比，美方对双边关系现状的评估和未来发展的预期都较为负面，预示着短期内中美关系难以好转。

第二，对未来10年中美关系的预期，表示乐观的中国公众是表示乐观的美国公众的1.75倍，而持悲观态度的美国公众和专家的比例，远远超过持悲观态度的中国公众和专家的比例。在近年来美国对华态度越来越消极的趋势下，中方对美国的期待仍然较高。这种现象对中方来说可能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中方人士认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对美政策保持稳定的必要性，因而支持中国政府对美政策立场；另一方面，由于对双边关系恶化的可能性及其消极后果估计不足，又可能缺乏相应的思想准备，一旦出现严重危机，中方可能应对失当。

第三，美方对特朗普政府发动对华贸易战持较为强烈的批评态度，而寄希望于中国经济发展和投资环境改善给美国带来机遇；美方的不满也集中于网络安全、知识产权、市场开放等方面。中俄军事合作、南海、台湾、人权等地缘政治和中国国内敏感问题并未受到美方很大关注。这一结果说明，美方民间社会对中国的关切同政府和国会是有区别的，他们更关心同本国利益有关的问题。因此，经贸合作仍可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在对美国公众和企业界做工作方面，中方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

第四，美方对中国采取积极行动的主要期待，集中于协助国际社会解决朝核问题、改善中国的生态环境、参与气候变化治理。建议中方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同美方加强沟通，寻求更为紧密的政策协调。中方在同美国人“讲中国故事”的时候，不能只讲物质生活的进步，而更应强调中方在生态文明方面所付诸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显著成绩。同时中方应当真正重视气候变化议题，通过同世界各国合作，发挥中国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引领作用。

第五，鉴于美国的中青年比上一代人对中国持有更为积极的态度，尤其在环境保护、气候变化、技术进步等方面对中方有更高期待，中方应高度重视这些问题，努力同美国中青年增加接触。

第六，美方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对特朗普对华政策和中美贸易摩擦的态度差异明显。共和党人倾向于将贸易摩擦归咎于中国并更多支持特朗普的强硬对华立场。特朗普政府三年多来在对华关系中“开倒车”的态势，应使中方对当前美国政治极化产生的效应做出清醒估计，审慎评估2020年美国大选过程及其结果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最后，令人欣慰的是，尽管立场观点和观察角度差异很大，中美双方的调查对象都不认为双方的战略博弈是零和性质的，都赞同“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的道理，表达了增强合作、避免冲突的强烈愿望。中方要继续保持战略定力，不能丧失耐心和信心。

该政策指南还说，这项“不可受理依据”是美国国会通过的应对美国安全威胁更广泛法律的一部分。除非有豁免，任何是或曾经是美国国内或外国共产党成员，或与之相关成员的移民，都不被允许进入美国。此政策适用于谋求移民身份的外国人，例如人在美国境内的共产党员申请将身份调整为合法永久居民的身份。

有分析表示，美国以往的移民法律对共产党员成员移民有规定，最新指引中的新增内容，主要是表明要严格执行联邦移民法的要求，阻止共产党员及相关人员等在美国获得移民或永久居民身份。

这不应该是川普要求的，也应该是我党自身的要求，是中国人民对党员的最基本要求。

国务卿迈克尔·R·蓬佩奥说：“我代表美国人民，在十月一日中国国庆节祝贺中国人民。美国祝愿中国人民未来一年里健康、繁荣、快乐和和平。”

Secretary of State Pompeo said: “On behalf of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 offer my congratulations to the people of China on the occasion of their National Day on October 1. The United States wishes the people of China health, prosperity, happiness, and peace in the coming year.”

世界问题多得很，大得很，商量着解决有益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