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觉醒年代》中,毛润之还只是个少年,他见识不够开阔,思想也没有成型,也曾是无政府主义者,是陈独秀、李大钊两位先生带他走上了那条道路,但是他豁达、慷慨、坚定、能力强,同志们留法的4万大洋,就是他找章士钊先生借的。
陈独秀先生是一代才子、社会名流、全国青年的偶像,是北大的文科学长,是蔡元培、胡适之的好朋友,他原本可以在书斋里、高校中过一辈子,他平时也可以和辜鸿铭、黄侃他们辩论新旧文化,也可以和胡适辩论马克思主义和实验主义.....每个月拿着120块大洋,天天辩经,不伤和气,岂不美哉?
知识分子可以很“进步”、很“洋气”,可以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没有区别,但是国家呢?社会呢?人民呢?难道要站在高高的城楼上,看着穷人卖儿卖女?军阀草菅人命?刽子手砍头?封建余孽流毒无穷?洋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无忌?
如果启蒙只是精英知识分子之间的智商游戏,那么中国和印度也没有什么分别。
剧中,陈独秀和李大钊曾经在天津海河边遇到了一个放河灯的义和团老战士,这位老人正独自在河边祭奠亡魂。陈、李二人来到老人身旁,奇怪地问他为何会祭奠这么多亲人?老人说,这些亡魂是当年死去的义和团兄弟们,二十年了,谁还记得他们?李大钊安慰道:他们为了国家而死,是值得的!老人竟激愤地反驳:为了这样的国家,值得个屁!
这位义和团的老人,也是近代中国斗争的一个缩影,当国家危亡了,当帝国主义欺凌到头上的时候,奋起反抗的就是这样的普通人,他们或许没有知识,没有见识,不知道未来的方向是什么,他们甚至迷信,他们只懂得本能地反抗,但是反抗有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