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最大的败笔:分析错了明朝灭亡的原因
明王朝之所以衰亡,最通俗地说,是由于它丧失了危机意识。皇帝倡导无为,凡事只找容易的对付,道学家们一味空谈扯皮,因为道学的核心也是讲“天道无为”,所以对于一切变革,他们都是要反对的,尤其对于建立农民的基层组织,自然是上下同声都是要拒斥的。而一旦离开了对“危机意识”的警醒,任何对于明亡的讨论都找不到真正的方向。
大家知道,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关于明亡之经验教训的大讨论,是在1944年即明亡300周年时展开的,也就是说,它发生在抗战即将胜利,而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即将展开之前,而且是国民党首先揭开了这场讨论的序幕。
这场讨论的核心和归结点,其实也就是围绕着如何建设新中国,以及建设怎样一个新中国而展开的。
今天看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据说还曾由陶希圣捉笔修订)一书虽然穷尽全力,但是,它最大的败笔,就是在抗战全面胜利还未到来之时,而表现出的胜利者姿态和自居正统意识,即表现为危机意识的荡然无存。
特别是,蒋介石仅仅是简单地将明亡归咎于“外寇”与“流寇”,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外寇”和“流寇”显然是指日本帝国主义和共产党,蒋介石甚至还认为,明不是亡于“外寇”,而是亡于“流寇”。
他说:“满族原是少数人口的宗族,为什么能征服中国呢?——三百年的明室,在李闯王与张献忠等流寇与满族的旗兵,内外交侵下,竟以覆灭。自满族入关以后,中国的民族思想,便渐渐覆灭了。”
实际上,正是蒋介石的上述观点,代表了长期以来对于明亡经验教训的简单化和通俗总结,而他一贯所谓“攘外必先安内”论,竟然也就是基于保守派学者们所总结出来的所谓“明亡之教训”。
例如,1940年钱穆的《国史大纲》就说:“其时对流寇常以抚议而误兵机,对满洲又因格于廷议而不得言和,遂至亡国。若先和满,一意剿寇,尚可救”,而这明显不过的微言大义,无异于公然主张投降日寇而镇压共产党。而与其观点相同者,更有傅斯年《论建州与流寇相因亡明》之论。
今天看来,蒋介石对于中华民族500年不断走向衰亡的诊断,虽出自仍被时人所追捧的“大儒”和“国学大师”之手笔,但实际上对于历史学研究而言,这却是十足的道学见识,它不但没有涉及到500年来“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封建主义社会结构,没有涉及到不事生产的商人势力在漫长历史上的消极作用,更没有涉及到外国资本的侵入和垄断问题,这种对于明亡教训的总结,即使在当时也没有经得住学术界的驳斥。
而这众所周知,郭沫若的文章所最鲜明地表现出的,就是强烈的危机意识,这也是这篇文章为毛泽东所激赏的原因。
尽管郭氏的文章也没有从世界经济史的背景,结合白银引进的问题,触及明国家能力衰竭的根本原因,但是郭沫若立论高远,毕竟触及到了中国历史为什么难以跳出由盛而衰的历史循环,特别是在物质生产、市场经济双扩大的情况下,国家行政能力、财政能力和社会团结能力反而持续下降的问题——也正是他的文章促使我们去不断思考打破这种循环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