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们估计，大概在1950年，在50多岁的中国男女人口中，只有约7%的人有父母在世，而今天这一数字已超过了60%。即使在低更替水平生育率（也就是说，一对夫妇平均生育不到两个孩子）持续30年之后，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相比，年长的中国人也绝对拥有更多在世的孩子，而且更有可能拥有一个活着的配偶。

而表亲的数量更是惊人：1950年，在30多岁的中国人中只有四分之一的人有10个或更多数量的表亲，但现在超过90%以上的人有如此众多的表亲。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的亲属关系网从未像21世纪初这样规模庞大。

在过去40年，中国惊人的经济繁荣与大家庭关系网的日益壮大不谋而合。目前还没有人研究过家庭结构的变化在中国令人目眩的发展成就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但这种家庭结构变动无疑有助于中国利用久经讨论的“人口红利”发展壮大，即中国拥有一个异常年轻的适龄劳动人群。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处于劳动年龄的亲兄弟姐妹、表堂兄弟姐妹和叔伯姨妈（译注：这里的叔伯姨妈包括父母亲两方的亲兄弟姐妹）等亲属数量激增，这就为彼此提供了获得职业和创业机会的途径，并加强了非正式的社会安全网。大家庭帮助其家庭成员平稳度过了中国经济发展期的惊涛骇浪。

从近些年的婚姻登记数据能看到，离婚人数呈现逐年增加趋势，1995年超过100万对，2007年越过200万对，2012年跨越300万对，2016年升至400万对以上，2019年达到470万对，离婚的绝对量不断增加，每增加百万的周期缩短；以此同时，离婚结婚比（结婚对数=100），2000年为14.3，2010年升至21.6，2019年达到50.7，婚姻似乎变得越来越脆弱。有些家庭甚至为饭后谁洗碗、谁倒垃圾等小事就能够离婚。在每年的结婚登记中，初婚比例也逐年下降，婚姻不稳定性产生一定“示范效应”，吓住了一部分年轻人。

万物互通已经深深嵌入到年轻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人们活跃于线上云端，但沉默于见面交流，面对面的沟通能力退化，卿卿我我的恋爱能力弱化。秀场式的相亲、父母亲代理相亲、虚拟婚介等成为大家热捧的恋爱方式，但双方缺乏交流、缺乏信任，又何来婚恋？站在整体社会和社会发展的视野，结婚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还是社会整体和社会进步的组成部分。对年轻人的婚姻，一方面，从现实出发，尊重多元化、多样化、个性化的个人选择，给予年轻人选择的自由和空间，对推迟结婚、事实婚姻、不结婚、二人世界等婚姻形式给予更多宽容，理解他们、包容他们。另一方面，家庭、社会和国家也应当对年轻人加以正确引导，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婚姻观和家庭观，建立健康的亲密关系，以及出台相应的政策和措施，为年轻人创造更好的婚育条件。

红星评论

 

这个结论就让人感到比较焦虑了，因为我们要追求人均GDP不断增长，如果这个规律继续延续下去，那总和生育率会越来越低，未来中国的人口肯定是呈下降趋势。

 

于是，人们自然就想到了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我在2月17日的节目《中国出生人口下降，2500年前的越王勾践这么做》，专门讲了2500年前的越王勾践，用物质奖励的方法鼓励人们生育，比如，那个时候生个儿子，政府奖励两壶酒，一条狗；生个女儿，政府奖励两壶酒，一头猪。

 

事实上，中国的人口出生下降的问题，最近10年才引起关注，并采取了一些办法。但这个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是老问题了，很多发家国家都采取了很多奖励的措施。所以，用物质的方法鼓励生育，应该是一个从古到今、从中国到外国的一个普遍做法。

可是，新的问题来了。前面说的那些人均GDP比较高的国家，也都普遍性地采取了用物质方法鼓励生育的办法，可是一边是鼓励，一边是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或保持低位。

 

生育如果不再只是强制个人自掏腰包，而是国家和个人一起负担、（比如）按50%比例共同分摊。情况会怎么样呢？反对声浪会立即减弱一半。

或者，我们再把政策建议修正成，基金完全由国家负担，个人不掏一分钱，换言之，国家无偿对二孩及以上家庭进行大力补贴，甚至主动承担大部分抚养费用。情况会怎么样呢？不用说什么了，开始鼓掌吧。 

头脑清醒的经济学家会立即站出来指出，这完全是一个类似于“朝三暮四”的戏猴游戏。国家补贴来自哪里呢？国家本身不事生产，它的任何补贴只能来自于每个人缴纳的税收啊。那么第三种和第一种方式之间到底区别有多大呢？在头一种方式下，你被迫为自己不想要的生育掏钱；在第三种方式下，你被迫为别人的生育掏钱。

为第三种还有其他荒谬政策建议鼓吹的，包括时下风头正劲、充满正义能量的马光远。那么，顶着“经济学家”头衔的此君加给别人的“又蠢”、“又坏”的贬斥，为什么不也应该反弹到自己身上？

人口就业岗位不足。对企业任何管制和税收政策，都会影响到就业岗位的增加。当企业负担沉重到一定水平，社会中就会缺少容纳足够多新劳动人口的就业岗位，从而使孩子的投资价值进一步降低。因为这代表年轻人大学毕业后，会有一段时期找不到什么好工作（也有非职业化教育导致工作经验不足的因素），意味着即使你的孩子工作后，你还必须为他们继续贴钱。这样的年轻人，在中国叫“啃老族”，在美国叫作“彼得潘一代”。

当然，个人其他任何消费和投资考虑，都会和生养孩子的欲望展开竞争，但这些因素，往往是维持体面生活和经济发展所必须的。强行打断这些因素，对生育的负面作用都会压过正面作用。即使像罗马尼亚过去那样，国家违背个人意愿，动用各种手段强制把孩子生下来，也会造成孩子养不起的窘境，结局是孤儿院挤爆，儿童受虐待且成为财政负担。物质匮乏及情感缺失环境下长大的一代孤儿，至今仍然是困扰该国的严重社会问题。

知识、财富和人口无限扩张的前提，一定是更彻底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现有情况下，当然是推动更市场导向的改革，除了彻底把生育权交还给民众以外，这里仅简略提三个重要方面：

一、低税政策和福利制度改革。以低税（而不只是低税率）促进个人收入增长、就业岗位增多，这样人们不仅消费能力增强，也有余力长远筹划，提高储蓄投资意愿，这既让生养孩子在当前变得可以负担，放长眼光看，也成为给父母带来巨大回报的投资。此外，真正的低税，当然也意味着较低的转移支付，这无疑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来推动缩减财政开支及降低财政供养人口。

二、教育改革，反思一个“模子”的义务教育，让多元化、职业化和市场化成为新导向。在教育方面的创新将有助于激活人口存量，使年轻人更富有创造力和生产力。有了期待中更能创造财富的年轻一代，潜在的父母才会更有生养的意愿。

三、消除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无疑是带来房价上涨和生活成本提高的重要推手，是抑制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摆脱通胀需要金融领域朝着健全货币体系的更大胆变革。

就好比现在有一个家庭，有5个老年人，4个中年人，3个年轻人，2个少年儿童，1个婴儿，养育成本高，房价高，选择不婚的人增多，生育意愿低迷。

结果这家人还在整天讨论家庭人口13个人是不是太多了，几十年后自动化了要不了这么多人怎么办，还想着继续搞计划生育限制婴儿数量，完全没有意识到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我们应该尊重个人的生育选择，奖励选择生育的人群，降低其养育的负担。

毕竟在今天已经高度工业化城市化的社会养孩子，实在是成本太高了。

现在还在讨论中国14亿人口是不是太多，是不是应该减少到几亿人其实没啥意义，因为人口不久后一定会持续的下降且难以恢复，我反正不好想象要如何才能让一半以上的家庭生三个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