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杨树森

        一，明代的内阁六科制

       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后。开始沿袭元制。由中书省总领全国政务。为巩固皇权，朱元璋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以擅权挠政为名，杀中书省丞相胡惟庸，并下令撤销中书省，废除丞相一职，由皇帝自任宰相，吏、户、兵、礼、刑、工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为适应这种集皇权、相权于一身的体制，必须设立庞大的秘书机构来协助皇帝处理政务，因此明代的秘书机构体制与前代相比有很大的变化，史称“内阁六科制”。

        1．内阁的秘书职能

       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在宫内设文渊阁，从翰林学士中选择可信者入阁备顾问，“详看诸司奏启，兼司平驳”，此为内阁之始。内阁正式建于惠帝建文四年(1402年)，是年永乐皇帝占领南京，“开内阁于东门角内”，以解缙等7人组成内阁。京都迁至北京后，内阁设在今故宫午门内东南角办公。凡入内阁者，成为内阁大学士。其官品并不高(正五品)。

       内阁之职掌，大致是参与机务，充当顾问，出纳帝命，收阅奏章，起草诏诰谕敕，典藏御笔文书、档案、图书以及一切文书记录整理等。到仁宗以后，内阁之权始扩大，宣宗宣德年间，内阁始增加票拟(即在奏章上写上初步处理意见，类似近日之“拟办”)和面议大事之权。世宗嘉庆时，阁权进一步扩大，“各部之事，皆听命于阁下”。皇帝之事，“每召内阁造滕密议，人不得与闻”。虽然内阁权力不断扩大，但从其机构性质看。明内阁实为皇帝的机要秘书处。而迥异于现代西

        2．六科

       明代皇帝自任宰相，直接领导六部，为此设立了专门协助皇帝处理六部事务的秘书机构——六科。六科并非六个不同的办事机构，而是于午门外东、西朝房内集中办公。只是具体分管与各部的联系而已。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各配都给事中和左、右给事中各1人，给事中若干员。给事中官位很低(七品官)。但他们直接对皇帝负责，六部章奏必经其手。“凡制敕宣行，大事复奏，小事署而颁之，有失封还执奏”。(《明史·职官志》)皇帝通过六科了解各部贯彻政令的情况。明末万历年间，张居正实行改革，将六科划归内阁管理。

        二、明代的宦官秘书机构

       从秦始皇的机要秘书赵高，到慈禧太后的宠信秘书李莲英，我国历史上一再出现宦官秘书掌握机要大权而干预国家政治的现象，每次干政的结果都造成了国家政治更为腐败，有时导致政治动乱，成为封建王朝垮台的直接原因。其中东汉、唐代后期和明代中后期的宦官干政比较典型。

       明朝初期，鉴于汉唐以来宦官专权之弊，对宦官人数加以限制，朱元璋曾命令“内宦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但明成祖争夺皇位时得到宦官的支持，开始任用宦官。成祖以后，皇帝大多沉湎享乐，疏于朝政，加上想利用宦官限制内阁的权力，开始在内廷起用宦官掌握机要大权。明中期以后，宦官在组织上逐步形成庞大的机构，有所谓12监、4司、八局。计24衙门之设。其中的内侍机构司礼监演变成皇帝总掌朝廷核心机务的秘书处。明后期宦官成为一股强大政治势力。皇帝通过司礼监控制内阁票拟权，并授予司礼监批红权(就是对内阁票拟的奏事文本，代皇帝用朱笔予以判定)。“内阁之票拟，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司礼监下所设掌印、秉笔、随堂太监权尤重。秉笔太监并兼任东厂(为宦官控制的特务机构)提督之职。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得宠后兼掌特务机构东厂，专断国政，大兴党狱，殊杀忠良。形成了历史上最黑暗的“阉党之乱”。

除司札监外，明代宦官机构系统中的尚宝监、印授监、文书房、中书房、礼仪房等皆属秘书性质机构。

        三、明、清两代中央政府的文书收发机构——通政司和奏事处

       通政使司是明初洪武十年(1377年)设立的中央政府“掌受内外章疏敷奏封驳之事”的官署。依明太祖朱元璋意，政狁水也，欲其常通，故以通政为名，简称通政司。通政司掌出纳帝命、通达下情、关防诸司出入公文、奏报四方臣民建言、申诉冤屈或举告不法等事。其职掌较宽，既是明代中央收发公文的总机构，又兼有收受吏民的申诉陈情等其他功能。

       清沿明制，也设有通政使司，职掌与明代略同，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才撤销。

       清代雍正皇帝即位后大兴密奏之风，他于通政司外又设立了一个专门收受密奏的机构——奏事处。此后通政司主要收受例行公文，而涉及机要的密奏则由奏事处受理。

       四、精干高效的秘书机构——清代军机处

       除文书出纳由通政使司掌管外，清代初年延明代内阁制，由内阁总领朝廷秘书事务。康熙皇帝时在内宫设立南书房，接管了内阁的部分批签题本、草拟诏旨的职能，内阁和南书房遂并为皇帝秘书机构。乾隆以后，机要事务转由军机处办理，内阁成为仅办理例行事务的无关紧要的秘书机构。

       雍正七年( 1 7 29年)，因西北两路用兵而设“军机房”。三年后改为军机处。起初为处理战事的临时军务机构，乾隆时成为常设机关，直至清末。军机处之职责主要有：起草谕旨，收受奏折，参赞军国机务，参议重要政务，充当皇帝的参谋顾问等。它实际上是皇帝亲信的机要秘书处和参谋部。

       军机处无正式衙署，无专职官员。全部工作由军机大臣主持。军机大臣正式称谓是“军机大臣上行走”，其数无定额。任期无限止，最多时有10人左右。

       军机处设军机章京办理一切事务。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初期军机章京无一定额数，由军机大臣在内阁中书等官中选调，最多时为32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确定军机章京额数为20人。

       作为皇帝直接控制的机要秘书机构，军机处具有人员精干、办事效率高和高度保密等特点。军机处的这些特点可作为今天设置秘书机构的借鉴。

       五、清代的“书吏之害”

       清代内外各官署中负责文书起草、修改、缮写、收发，以及文卷、册籍、账簿保管的文员通称书吏。他们有许多名目，依所在行署高低、性质和所处理文书的具体内容，“依役分名”，有京内、京外之别。京内之吏有三：一曰供事，二曰儒士，三曰经承。京外之吏有四：一曰书史，二曰承差，三曰典吏，四曰攒典。书吏是没有官品的一般职员，却是政府职能的实际执行者，是国家机器整体链条中的重要环节。

   清代许多官员，有的因科举而得官，除了精通八股文，根本不了解民情世故；有的沉湎于享乐，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缺乏治政能力。各级官僚的昏庸无能。加上清代律令的繁杂，造成了主官对书吏的依赖，处理政务的实权逐渐被从事具体文书工作的书吏所把持。书吏位卑权重，作弊枉法，上下勾结，四处串通，在行政司法事务中把持案牍进而控制政权，甚至挟制主要官员。这种现象在清代非常普遍，历史上称为“书吏之害”。雍正皇帝钦批的《州县事宜》(田文镜撰)专门描述了书吏驭官作弊的情况：“(县官)赴任之初。迎接跟随。皆是窥探之计；即任之日，左右前后，无非伺察之人；家人亲友，择官之所亲近者而先致殷勤；举止动静，就官之所好者而巧为迎合。官而爱财，彼则诱以巧取之方，而于中染指；官而任性，彼则激以动怒之语，而自作威福；官而无才，彼则从旁献策，而明操其权柄；官而多疑，彼则因事浸润，而暗用其机谋；官喜偏听。彼则密讦人之阴私。以倾陷其所仇，而快其私忿；官好慈祥，彼则扬言人之冤苦．以周全其所托．而图其重贿；官恶受赃犯法，被则先以守法奉公取官之信；官喜急公办事，彼则先以小忠小信结官之心；官如强干，彼则依官势以凌人；官如软弱，彼则卖官法以徇己；官如任用家人，彼则贿通家人以为内应；官如听信乡绅。彼则联结乡绅以为外援。”

       由于书吏之害的蔓延和发展降低行政效率，加剧了吏治腐败，腐蚀了国家机构，对清代的皇权统治构成了威胁，清廷曾多次试图予以治理，如规定书吏五年一换等，雍正初年和光绪年间曾两次大规模地裁汰书吏，但因封建政治的腐败，决定了书吏之害产生的原因无法消除，所以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书吏之弊直到清亡也未完全革除。

       六、清代幕僚的盛行

       与书吏之害伴生的一种普遍社会现象是幕僚的盛行。清代各级地方官员，一般上任之始就自带幕僚多人，少则三五人，多则十余人。幕僚实际上是地方官员自行聘请的私人秘书或顾问，不属于国家官吏。主官与幕僚的关系是主宾关系。双方合则留，不合则走。人身相对自由。幕僚的报酬由主管官员私人支付。他们只对主官负责，而不对国家负责。主官聘请幕僚，也注重他们的才能和与自己的关系。一般来说，幕主对幕僚深信不疑，不但给他们参谋权，在许多事情上还授予决策权。幕主对幕僚往往给以很高的礼遇，以宾客相待，视为师友，故幕僚又有“幕友”、“师爷”、“幕宾”等称呼。幕僚的地位和待遇远远高于一般公职秘书官吏。一些科场失意的文人往往乐于充当幕僚。清代许多名人有当幕僚的经历，如著名文学家蒲松龄，著名学者章学诚、汪辉、冯桂芬，著名政治家林则徐、李鸿章、左宗棠等人，都曾经当过幕僚。

       据(见杨剑宇《中国秘书史》283～284页，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除上述三点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官场的腐败。幕僚不从国家拿俸禄，一个官员要任用几员幕僚，就要支付相当多的薪酬，这些开支不可能从主官的正常俸禄中支付。清代官员的主要收入不在朝廷俸禄。而在贪污受贿，这几乎是公开的事实，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最形象的描绘。由于主官在任上有大量的职外收入，所以他们从这些贪污受贿银款中拿出一部分来聘请私人秘书，就一点也不感到心疼。这是各级官员乐于聘用多名幕僚的重要的经济方面的原因。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国门打开，西方近代科学、政治和文化思想逐渐为我国一些开明知识分子所接受。这些接受了近代观念的知识分子被当权者聘为幕僚后，又进一步影响了幕主，从而推动了近代洋务运动的进程和维新变法运动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