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热点中的风向,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情绪,在新媒体时代,社会情绪也是一种信息,在某一事件传播中,不同群体产生不同的共情,进而又固化为社会情感,成为影响公众态度的基调
社会层面的情绪、情感的引导应该纳入到社会治理下,多主体社会治理才是实现情绪、情感引导的有效路径,几十年来社会价值观已经发生极大变化,一方面,社会价值观的变化表现为整体的变迁,另一方面,价值观的多元也表现为价值观的不相容和对立。高度关注社会情绪变化,从中把握社会关切的重点问题,进行适度引导,从而达成以社会情感为基础的社会凝聚。围绕着“左”、“右”、 “红”、“爱国”等,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激烈的冲突和交锋,并在一些公共议题上表现为对立的观点,不同价值观表现为分化的社会情感,对立双方表现出敌意和仇视,甚至蔓延到日常观念,价值观的分歧带来友谊和亲情的破裂,社会阶层的分化、社会情绪的两极化、社会价值观的不可调和,使得社会阶层间的情感逐渐形成,关注社会情绪信号,从中找出社会核心问题。个体情绪具有信号功能,有外显的表现,包括表情和生理反应、激素的分泌,在特定的环境下情绪会被唤醒,起到对个体的保护作用。同样,社会情绪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信号,是社会运行状况的表征,是晴雨表,“人类情感是身体和社会的语言”。作为多数人共享的社会情绪来说,正向社会情绪和负向社会情绪是对社会群体共同心理的反映,也是对一定社会结构变化、社会运行状况的反映。
以往的社会管理或社会发展在不同时期重点进行了经济建设、法制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目前依然存在大量的社会问题无法解决,其中包括不少社会情绪和社会情感的问题,为此应该关注社会心态的特点和变化,启动社会心理建设,从而实现引导社会情绪和社会情感的目的。
柯林斯认为,“情感能量也是涂尔干所称的‘道德情操’:它包括何为正确与错误感,以及道德和不道德感。充满情感能量的人会感到自己像个好人;他们感觉自己所做的是正义的。情感能量低的人感觉很糟糕;尽管他们不一定将该感觉解释为负疚感或罪恶感,但至少他们缺乏认为自己道德高尚的感觉,而这些来自对群体仪式的热情参与”。
社会情绪也具有动力功能,情感是导致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正性情感激活通常转化为对社团和范畴单元的承诺,再由这种承诺拓展到体制领域和分层系统。正因为如此,正性情感维持了地位现状”。
而与正性能量相反,“负性能量的激活越强烈,这种能量所释放出来的爆发力越强烈。当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高度层级化时,如果其他的资源,比如意识形态、领导、金钱以及社会单元是这些负性情感的指向对象,由这些负性情感能量充分积累所导致的集体行动发生的可能性增加”。
“情感是人类行为的调整器,需要在多数情境中保持好它的运行,以使人们获得积极的体验和避免消极的体验”。社会治理在关注显性情绪的同时,更要关注情绪气氛,也就是要努力消解焦虑、怨恨、浮躁、愉悦、平静、郁闷和冷漠等消极的社会情绪氛围,营造积极的社会情绪氛围。
未来预期是缓和与化解负向社会情绪、维持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丧失了未来预期的人自己会走上绝路,或者把别人逼上绝路。
人们追求某种行为是因为它能够产生积极的情绪体验,而回避某些行为是因为它将导致消极情感。
社会治理中尤其要关注那些因社会地位失落产生的负向情绪,比如,一些居民长期无法感受到国家发展带来的获得感,对于生活成本增加和艰难的生存条件改善的无助感,永远无法赶上房价上涨节奏的悲观,贫困者脱贫无望的绝望感,都是需要扭转的社会负向情绪,社会治理要把这些群体作为社会关怀重点,避免社会成员因失去梦想、希望和耐心而产生绝望感。提高社会支持,增强各社会群体的归属感和凝聚力,逐渐形成较为稳定的积极社会情感。
使得社会正向情感最大化,实现以社会情感为基础的社会凝聚。
中国梦对于民众来说,就是用现在的努力换未来,用自己的努力换子女的未来。强调缩小阶层差距的同时,也要重视消弭社会阶层间的情感裂痕,富人和精英要善待底层,扶持底层,回馈社会,真正消灭贫困,这是形成积极的社会情感的基础。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王俊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