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苏联的经济体制，哈萨克斯坦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从一个落后的畜牧区，一跃成为具备一定现代化工业的地区。苏联解体前夕，哈萨克斯坦的生产总值仅次于俄罗斯和乌克兰，位居全苏第三

同时苏联利用哈萨克斯坦地广人稀的特点，在哈萨克斯坦建立了多个武器试验场和航天发射场。这些军事基地的建造，使得大量苏联军队进驻哈萨克斯坦。这些军事基地的建造，使哈萨克斯坦出现了一大批服务于军事基地的产业，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发展。

进入70年代后期，苏联的经济发展陷入困境，这也影响到了哈萨克斯坦地区的经济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渐下降。加上苏共中央一些的错误政策，使得哈萨克斯坦的经济雪上加霜

当然哈萨克斯坦在几十年间实现工业化并不是没有付出代价，苏联以重工业为主以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使得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一种畸形的状态。整个地区以矿产采掘业、冶金和化学工业为主，其他轻工业、高技术行业还有服务业发展极为落后。不过在苏联大家庭内部，由于各个加盟共和国分工合作，哈萨克斯坦产业的畸形发展造成的影响并不大。

雪上加霜的是哈萨克斯坦的市场化改革。同其他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一样，在脱离苏联独立后，哈萨克斯坦就采用“休克疗法”，马上进行了大规模的市场经济改革。但市场化非但没能促进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发展，反而因为价格放开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使得独立之初哈萨克斯坦国家银行内仅存有的70多亿卢布全部用于应付国家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

1991年苏联解体，哈萨克斯坦获得独立。但脱离苏联体制的哈萨克斯坦的经济相较苏联时期，更加恶化。由于苏联时期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哈萨克斯坦并不具备完整的工业门类。失去苏联体制的哈萨克斯经济面临难以为继的状态。

在刚刚独立的时候，哈萨克斯坦的领导人希望将哈萨克斯坦打造成“中亚雪豹”，但在独立之初却面临如此严重的经济困境。如果再不采取措施，那么哈萨克斯坦将彻底沉沦，成为一个只能靠外来援助的地区穷国，还可能导致国内的一系列政治问题。

独立之后，哈萨克斯坦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许多在此工作的俄罗斯人感到自己的生活受到了影响，在哈萨克斯坦独立后纷纷迁移至俄罗斯。而这些高素质的俄罗斯人是苏联时代哈萨克斯坦工业建设的主力军。从1989年至1999年十年间，有175万俄罗斯人离开哈萨克斯坦，这造成了哈萨克斯坦经济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人才断层，加重了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危机。

这一发展纲领很快取得了成效。1995年，哈萨克斯坦的经济下滑速度开始放缓，通货膨胀率从1994年的1258.3%下降到160.3%，货币汇率也开始稳定。到1996年的时候，哈萨克斯坦的经济终于结束下滑，开始实现正增长。

为了挽救哈萨克斯坦的经济，以纳扎尔巴耶夫为首的哈萨克斯坦领导层制定了《1993——1995年（第二阶段）国家非国有化和私有化纲领》，加大哈萨克斯坦对外开放程度，积极引进外来资本。于是大量的外来资本进入哈萨克斯坦。同时哈萨克斯坦还亲自出马，与美国成立合资石油公司。

虽然哈萨克斯坦国土面积广大，但是大部分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加上本国人口稀少，因此国内市场非常小。针对哈萨克斯坦的情况，在新的规划当中，纳扎尔巴耶夫确立了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政策，重点发展能源产业和金属采矿业，同时坚持扩大开放，引进外资，积极利用国外的资金发展经济。

为了更好地引进外资，哈萨克斯坦积极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独立之后的哈萨克斯坦采取“多角度主义”的务实外交政策。一方面与俄罗斯保持良好的关系，获得俄罗斯的安全保障。一方面积极发展与欧美各国的关系，并向这些国家开放市场。中国也是哈萨克斯坦对外战略中的重要一环。近些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哈萨克斯坦也想要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列车，积极地与中国进行一系列政治经济合作。

但就在哈萨克斯坦觉得自己将要走出经济衰退的时候，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给这个正在复苏中的中亚国家予以沉重的打击。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在1998年又出现了下滑。

针对1997年和1998年的经济形势，纳扎尔巴萨耶夫领导下的哈萨克斯坦政府又出台了新的经济发展规划。

首先是解决经济危机，哈萨克斯坦政府成立了专门的国家发展银行和国家基金，为本国的基础设施和重大项目的建设筹集资金。同时加强金融监管，防止某些商人利用金融手段做出有损于国家经济发展的事情。

务实的外交策略为哈萨克斯坦带来了大量的资金和技术以及市场，也避免了它和其他一些独联体国家那样在独立后受到其他域外大国的干涉，能够独立自主地发展

为了防止被国际资本控制，对于一些诸如能源、大型机械制造这类高投入且攸关国家安全的企业，哈萨克斯坦实行国有制或者国有企业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安排。为了配合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哈萨克斯坦提出政府要懂得经营国有企业，将国有企业的经营纳入政府的考核当中。

很多俄罗斯人曾经相信，共产党下台了，苏联也解体了，美国和西方会拥抱俄罗斯，接纳并尊重主动结束冷战的他们。然而现实很骨感，莫斯科没有换来任何感谢或者善待，从苏联解体的那一刻起，美国实际狂妄地把俄罗斯当成了冷战的“战败国”对待，对它极尽打压之能事，予取予求

美对俄罗斯的恶劣态度让人看到了大国竞争的残酷，也让人看清了美国的地缘政治手腕。美国把它与苏联的冷战描述成意识形态对抗，隐藏了它要独霸世界的目的。

1、与纳粹德国结盟，合伙入侵波兰

2、秘密杀害数万波兰战俘，反而诬陷德国卡廷惨案

3、以建立"东方战线"为由，大肆入侵东欧、北欧诸国

4、不允许部队进行合理撤退，数百万将士无畏阵亡

5、《纵火者训命》，无数苏联百姓死于自己人之手

6、虐待德军战俘，斯大林格勒的德军战俘存活率不足1/10

7、以"外蒙独立"为条件对日宣战

8、匈牙利战役，苏军用百姓补充战俘

9、"解放欧洲"之旅造成了数百万妇女被强奸

10、苏军出兵中国东北，奸淫抢掠无恶不做

历史教训：苏联大清洗，究竟迫害多少人？

到了1939年，苏共党员干部中，80％是列宁死后才加入苏共，他们是通过斯大林修改过的历史和各种宣传物品教育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在他们的心目，除了列宁和斯大林，早期革命领袖几乎全是叛徒。

换血前的苏共，相信“党的一切都是对的”，换血后的苏共，相信“党的领袖的一切都是对的”。苏共换血后最可怕的质的变化是，党的新成员们，已经习惯于告密和揭发的文化，习惯于看领导的眼色行事，习惯于通过出卖灵魂的方式，获取物质和权力上的享受。

大清洗完成了斯大林绝对正确历史地位的塑造。1938年，斯大林钦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大清洗中的一切政治谎言堂而皇之进入历史，成为影响数十个国家几代人的历史教材。

为应付将来战争中可能出现叛徒民族，必须提前对那些不可靠的民族进行重点清洗。最不可靠的是波兰人，其次是乌克兰人，在集体化中疯狂反抗的高加索诸民族和中亚各民族也许最危险。

为更高效率地“肃整阶级敌人”，政治局不止一次分配下达指标任务。譬如在1937年6月2日，政治局要求莫斯科镇压35000人，枪毙其中的5000人。

每个苏联人是生还是死，都取决于“仁慈的父亲”斯大林的一支笔。前苏联历史学家伏柯格诺夫发现，1938年12月12日斯大林在30份名单上的签字记录。他全部签署了“同意死刑”的意见，但名单上的5000人，此时还没有被正式审判。

苏联红军内部的大清洗，给后来的卫国战争造成了惨重的损失。

1937年6月11日，《真理报》称，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8名将帅因叛国罪被捕，6月12日，报道称，图哈切夫斯基等8人已被枪决。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是公认最天才的将领，也是红军真正的灵魂。他和另外一些将领提出的大纵深作战理论和大规模机械化作战的理论，曾远远领先于西方的同行。这些人被全数枪决。

图哈切夫斯基叛国案很早就真相大白。但1936年德国安全局领导人海因里希炮制的图哈切夫斯基阴谋案材料，到底是德国人主动使用的反间计，还是斯大林故意透露苏军将帅不和，给他们一个制造反间计的机会？今天并无确切答案。

由观点不同的旧同志参与审判，是大清洗最常见的情形。参与审判图哈切夫斯基的有4位元帅，他们分别是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布柳赫尔、叶戈洛夫。

在审判书上签字的人当中，思维停留在内战骑兵时代的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活了下来，布柳赫尔、叶戈洛夫则同在1938年被枪决。布柳赫尔死后，官方既未宣布他被捕，更未宣布他被枪决，苏联人一直以为他隐姓埋名在中国作战。

大清洗几乎整个消灭了苏联红军的军官阶层，红军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有4万余人被清洗，其中1.5万人被枪决。大清洗枪决了5名元帅中的3人、4名一级集团军级将领中的3人、12名二级集团军级将领的全部、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397名旅长中的221人。

苏军将领格里戈连科曾评论说：“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它的高级指挥干部在任何一次战争（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没有受到这样大的损失。甚至全军覆没的结果也不至于如此。就是缴械投降的法西斯德国和帝国主义日本所损失的高级指挥干部也比这少得多。”

人类历史上最罕见的事件就发生在斯大林判断战争即将临近之时。

被大清洗严重伤害元气的苏军很快就在1939年的苏芬战争中丢尽了脸面。90万苏联红军花了4个月时间，才迫使300万人口的芬兰屈服停战，红军伤亡50万人。它直接刺激了纳粹德国的军事冒险。

接下来的卫国战争，苏联人几乎流尽了鲜血。战前，苏军兵员和火炮数量都多于德军，作战飞机则是其5倍，坦克是其4倍。但开战1年半的时间里，苏军就损失了1100万人。战争中，苏联损失了1/7的人口，只有犹太人被灭绝的波兰达到这个比例，其生命代价超过除中国外所有参战大国总和。

如果没有广阔的国土纵深，没有高达4000万可服役后备兵源保障、没有盟国的巨大物质援助，很难想象苏联能拖垮纳粹德国。

当然，也许胜利最重要的因素是苏维埃体制本身，只有这种体制，一个国家才能最大限度地把一切资源投入到战争中，才能承受难以忍受的伤亡，才能承受难以想像的苦难。这个体制下，人是低值易耗品，必须承受一切。

苏联对德国的胜利，是妇女儿童只有一个土豆果腹时，却能在冰天雪地的旷野中修筑工事、建设工厂的体制，对日耳曼妇女应当专门在家生产教育优秀后代体制的胜利。

大清洗辩护者的一个理由是，它使苏联变得更纯洁，使苏联人万众一心地赢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

如果大清洗果真无意中消灭了许多叛徒，但是，它消灭的叛徒也许远没有它制造的叛徒更多。

苏联官方一直不愿正视的一个历史事实是，很多苏联人在纳粹德国入侵时，将德军当成了救世主。这一点在很多德军的回忆录中可见。但纳粹德国无情的种族奴役政策粉碎了这些人的幻想。

对刚刚“主动加入”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居民来说，他们原本就认为苏联是侵略者，但对曾长期生活在社会主义红旗下的一些民族，背叛只能被理解为大清洗和苏联农业政策的伤害，它在非俄罗斯民族中造成了相当严重的人心向背问题。

希特勒在1941年6月22日发动侵苏战争时曾宣称：“我只要在苏联这个破房子的门上踹一脚，它就会垮掉”。他相信，被大清洗大伤元气的苏军不堪一击；他相信，经历过大清洗的苏联早已人心涣散。

希特勒的判断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二战中，在不存在伪政权情形下，本国公民大规模加入敌方作战的，惟有苏联，被俘高级将领主动要求从战俘中组织军队帮助侵略者的国家，也惟有苏联。一个行政上高度统一的主权国家发生这样的事，史上罕见。

卫国战争中，德军高峰时拥有近200个俄罗斯人组成的独立营级作战单位，另有专门围剿游击队的140个团级战斗单位。1943年春，苏军叛变者和平民以志愿者方式为德军服务的高达100万人。

纳粹德国对俄罗斯人采取歧视政策，非俄罗斯裔的作战部队才被允许组成规模更大的作战单位，譬如卡尔梅克人组成了独立的骑兵军。乌克兰人组建的伪军除承担维持治安和看守集中营外，还参与对苏军的袭击作战。苏军与朱可夫齐名的杰出将领、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瓦杜丁即因乌克兰伪军袭击而牺牲。

要求从战俘营组建军队与德军并肩作战的人是苏联杰出将领弗拉索夫。

弗拉索夫是苏联历史上最具争议性人物之一。此人1930年即为中央委员，曾作为军事顾问帮蒋介石训练军队。卫国战争中获列宁勋章和红旗勋章，他因莫斯科保卫战中的巨大功勋，而深得斯大林器重。

1942年6月25日，弗拉索夫被俘，他很快提出与德国合作，希望能从战俘营中组建一支俄罗斯解放军，与德国并肩消灭苏维埃政权，最终建立对德友好的自由俄罗斯。

弗拉索夫叛国时，苏联正处于最艰难时刻：有经验的部队已经消耗光，新兵成批送上前线，成批地死亡，而后方每根能用的稻草都已被送上前线。弗拉索夫对部下解释说：“难道流更多的血不是犯罪吗？难道俄罗斯民族的主要敌人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斯大林吗？难道奋起反对斯大林及其同伙不是每个俄罗斯人首要的神圣义务吗？”

赫鲁晓夫称弗拉索夫因为心智不健全才叛国。但对弗拉索夫来说，只要被俘，就是“逃兵、祖国的叛徒和人民的敌人”，因为苏联不承认“战俘”。斯大林1941年8月的第270号令宣布，任何情况都不许被俘，指挥官要枪决怕死而当俘虏的人。刑法亦明确规定，战士被俘，家属流放。

25年前，列宁正是在德国帮助下回到祖国，靠德国资金支持推翻了正与德国交战的本国政府。但现实却给了欲效法列宁的弗拉索夫一个无情的耳光。

纳粹德国是个毫无理性的更残暴更特殊的政权，在他们的秩序下，“劣等的斯拉夫人”只配在奴役下自生自灭，根本不配建立国家，500多万苏联战俘只是奴隶，根本没有资格被组织起来与德军并肩作战。除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外，纳粹高官们都骂弗拉索夫是“蠢猪”，甚至禁止他胡说八道。

战争即将结束的1945年，纳粹德国山穷水尽时才想起弗拉索夫，弗拉索夫从战俘中组建一支总数约5万人的“俄罗斯解放军”。其中的许多人是战场直接叛逃者，有数十人曾是苏联著名的英雄飞行员。

程度最深、命运也最惨烈的叛国者，是高加索人。集体化期间，先天热爱骑马的高加索人不愿被剥夺养马的权力——任何马都是集体财产，个人不得拥有，大批反抗者被当作富农遭肉体灭绝，大清洗期间，高加索最严重的“问题民族”车臣人，再次受到特殊照顾。结果，纳粹德国入侵时，未被苏联征用的车臣年轻人几乎全数加入侵略者。

为报复车臣人的叛徒行为，1944年 2月23日至24日，全体车臣人和他们的邻居印古什人被押上火车赶出故土，发配到中亚和西伯利亚。并非只有车臣人遭遇此命运，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全体成员于1943年12月也被斯大林全体迁移。

但车臣人的命运无疑最悲惨的，这个当时不到40万人口的山地民族，1万5千人被枪毙，3万人被“牢改”，5万人被“劳教”，10万人死于 “西伯利亚建设”。

这个叛逆民族在“东迁”的死亡之路上，一些新的生命降生并顽强地存活。特殊时期成长的这一代人注定将以特殊方式登场。他们当中几个最著名的名字是：杜达耶夫、巴萨耶夫、马斯哈托夫……。暴君的债，经他们的手，最终由别斯兰惨案中的俄罗斯儿童、由莫斯科大剧院的观众、由普通俄罗斯人的无辜鲜血来偿。

车臣问题，是大清洗今天依然在流血的伤口。

大清洗是一种体制

大清洗是一个国家的空前自残，它残酷到足以在道义上动摇苏共政权的合法性。正视这段历史、总结其悲剧原因，需要非凡的道德勇气。赫鲁晓夫曾做过尝试，但他的秘密报告一经披露，就在整个世界引起空前地震。他们后退了。

赫鲁晓夫和他的同志们只是以苏联人特有的行政效率完成了“去斯大林化”，——就如当年苏联的一切都离不开斯大林一样，一夜之间苏联的一切都与斯大林无关了。只有罪恶才属于斯大林。

至于大清洗受害者的平反，还要再等30年。

1987年，在大清洗中失去祖父和外祖父的戈尔巴乔夫，以“不应当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开启了大清洗的重新调查，

1988年，莫斯科大审判的遇害者在大清洗结束50年后终于开始被平反。同年，苏联所有中小学生的历史期末考试取消，决定称：不能让谎言再继续毒害学生。官方喉舌《消息报》发出旗帜鲜明的赞同意见：“那些用谎言毒害人们的思想和心灵，欺骗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罪行是巨大的，罄竹难书。”

大清洗注定要与斯大林划上等号，但大清洗中绝大多数受害者，是基层权力斗争和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的结果，是草菅人命的官僚系统与告密文化合谋的无辜牺牲品。它首先是一种体制，一种怀疑周围充斥着敌人，一种鼓励互相告密揭发纵容人性丑恶，一种国家恐怖体制。它使得大清洗一旦启动就会自动运行。斯大林并非其真正的创造者，只是发扬光大者，它不曾因斯大林死去而消失。在苏联，它随着这个国家的解体才真正消亡。

苏联，是让美国差点就断气的对手，所以，美国对付苏联就是彻底肢解。俄罗斯现在早就抛弃了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采用拥抱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

既然大家都是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那么美国为何仍然撕咬俄罗斯不放？

要知道，俄罗斯现在经济极度困难，拥有世界第一版图的俄罗斯，GDP竟然还没有广东省多。

如果不是中国进行输血的话，估计俄罗斯早就休克了。

在美国看来，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的主要遗产。

对于这只北极熊，一旦放松制裁，依照俄罗斯在人才、技术、能源等方面的储备，说不定很快就能再现前苏联的盛况。

到时候，强人辈出的俄罗斯可能成为远比崇尚儒家文化的中国更难对付。

所以，拜登才会说，俄罗斯是美国的敌人，中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是敌人就要消灭，而竞争对手则可以缓缓图之。

美国前总统塔夫特曾经宣称，“美元将代替士兵而战斗，美元将比炮弹更有杀伤效果”。

最后的结果是，苏联这个曾经的世界超级大国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

1990年，苏联有军队399万人，洲际弹道火箭1398枚，潜艇弹道火箭940枚，重型轰炸机162架，各军种战斗机8207架，坦克63900辆，步兵和装甲运输战车76520辆，齐射火力火箭炮和迫击炮66880门，潜艇113艘，大型舰船(包括航空母舰)113艘。

这支曾经赢得卫国战争的军队，这支曾经打败了希特勒的伟大军队，这支曾经赢得二战的骁勇军队，空有4百万雄师和数万枚核弹头以及无数的先进武器，在一场“看不见敌人的战争”中，最终，连一颗子弹、一枚导弹都未曾射出，一夜之间竟然土崩瓦解。

而消灭它的对手，未费一兵一卒，未发一枪一弹，兵不血刃！

杀人还要诛心！

这就是“和平演变”的由来。

为了顺利实施“和平演变”，美国等西方国家曾列出高达600多亿美元的宣传费用。

但是，美国政府的著名顾问基辛格却摆摆手，无比嘲讽的讲道：

“何必要花这么多钱进行宣传?不如直接在苏共党内建立‘第五纵队’，培养我们的代理人。”

时间到了1982年，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签署了秘密的总统75号训令，即颠覆共产主义国家。

由此，特别拨款8500万美元在未来两年内培植“第五纵队”。另外还拨款1780万美元控制相关国家的工人运动，拨款550万美元用于出版和发行批驳“马克思主义辩证哲学”的印刷品。

我们知道，冷战期间，美苏虽然都高举核大棒，但是双方军队始终未曾交手。

但是，美国培植的“第五纵队”却不分昼夜地攻击苏联的体制、侵蚀苏联民众的人心、摧毁苏联的经济。用现在的话来讲，美国向苏联内部植入了致命的“病毒”，而且病毒扩散的异常迅速。

美国在前苏联选择的“第五纵队”都有谁？

事后证明，最先被美国收买的有作家、艺术家、学者以及大学生。

美国借用这些人的笔和嘴，就可以向苏联的心脏开展疯狂的进攻--歪曲苏联历史、抹黑国家形象、捏造社会真相、灌输享乐思潮歪曲除此之外美国还建立美国之音前来助阵，作为他们增大杀伤效果的“放大器”。

祸起萧墙，最坚固的堡垒常常是从内部攻破的。

美国的这些努力，获得了大丰收，连美国人都没想到，最后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也成了“第五纵队”成员。

正是这位戈尔巴乔夫成了掐死苏联的刽子手。

1949年五月，吉拉斯在联合国大会上谴责了斯大林及其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行径。由此他开始反省反思社会主义大家庭，并进一步提出要削弱南共联盟、建立政治多元、个人享有自由的开放社会。

吉拉斯的反思和觉醒，最早还是从对苏联体制的观察和了解开始的。

1944年前后，吉拉斯三次访问苏联，开始他是带着朝圣般的心情去见斯大林的，但所见所闻令他大失所望。二战进行的关键时刻，他亲眼目睹了斯大林在军队中的大清洗，许多高级将领不是浴血沙场，而是冤死于自己内部的屠杀。与此同时，斯大林及其亲信却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常常通宵夜宴。

   清末，曾国藩曾说，社会大乱之前，必有三种征兆，将曾国藩的文言文译成今天的语言就是说：

    其一是无论何事，均黑白不分。

    这可以说是社会大乱的第一步，所有的人全部都沆瀣一气，昏君、奸佞小人开始出现，指鹿为马，社会上各种事务全部都黑白颠倒是非不分，对的得不到证实，错的反而被大肆推行。

    当一个王朝或者是社会丧失了这基本的判断和净化功能，那么也就没有了正义和邪恶之分，这个王朝也就踏上了死亡之路。

    其二是善良的人，越来越谦虚客气；无用之人，越来越猖狂胡为。

     因为社会上已经是是非不分、黑白颠倒，也就是说明邪恶的力量越来越强大，真所谓恶人当道，再善良的人此时也只能明哲保身，他们再也不敢表明自己的立场，而无用之人却肆意妄为，如果一个王朝好人已经到了忍受坏人的猖獗的程度了，那么王朝离灭亡已经不远了。

    其三是当问题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之后，偏偏凡事皆被合理化，一切均被默认，不痛不痒，莫名其妙地虚应一番，没有人愿意为这艘破船补补窟窿，却权当没有看见。

    当社会上黑白不分，是非颠倒，善恶得不到回应，随着而来的就是人们的思想开始腐化。他们开始变得麻木不仁。就像清朝末年，清军在海上与洋人侵略者拼命的厮杀，而清朝的民众在江边看热闹，似乎与他们无关，此时的社会已经病入膏肓了，已经踏上了灭亡之路。

     实际上，曾国藩是说亡国的三步曲：

   黑白不分，社会丧失了应有的净化与清算功能，就没了正义与邪恶之别，自此踏上了死亡的第一个台阶。

    由此一个社会越是小人就越猖獗，而好人就只能忍受坏人的猖獗了。由此就踏上了死亡的第二步台阶。

    当事态严重了，于是乎越是丑恶，就越容易被人所默认，有如今天的专家教授大放獗词，连允许有限腐败的狗屁话都敢讲了。

这些外资银行家们，用世界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超低价格，“买’“（不如说抢）进了当时以低标价格出手、总计不到十万亿旧卢布标价的全部私有化证券，而这些债券证券所涉及的权益内涵则囊括了整个前苏联国民经济体系中有价值的一切!

苏联积攒了70年的财富，就这样被一群疯狂的金融大鳄们，以不到1千万美元的价格，劫掠一空！

这是人类史上最惊心动魄的金融战，这是人类史上最惨痛的金融教训！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昔日与美国角力的最大巨头苏联已然轰然倒塌，而现在正与美国并立世界双雄的我们，一定要从中汲取教训，这样的悲剧，决不能重蹈覆辙！

首先，要警惕那些潜藏的“内鬼”。

福尔摩斯有句经典的名言，莫里亚蒂教授之所以是伦敦犯罪界中最伟大的罪犯，是因为他在整个伦敦的罪犯中他毫无名气。

再坚固的堡垒也抵不过从内部的进攻，回顾整个金融战争，可以发现，那些潜藏的外国势力与内部的腐败势力里应外合，是导致整个大国崩塌的关键因素！

另外，金融监管不可或缺。

若是苏联当时有必要的金融监管，若是苏联当时能够有所作为，不但可以力挽狂澜，甚至可能扭转战局、改写历史。

然而，在西方势力的有意渲染和肆意诋毁下，金融监管竟被视作阻碍国家发展的“绊脚石”，必须坚决取缔，这才导致了悲剧的无可挽回。

必要的金融监管是对金融乱象的有力出清，能够有效管控市场经济中的外部效应。那些鼓吹绝对自由的人，要么是别有用心、要么是对经济一窍不通。

是时候再接再厉、团结一心，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共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