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野蛮的治安执法

我是四川大学高分子系一位老师（教授，并于几年前获国务院政府津贴证书）。 

90年代中期，我应邀来到位于贵州省黔西南州安龙县的戈塘金矿，拟开展大约半个月的“采用抑制技术提高碳质金矿浸出率”的创新试验。

我从从成都乘火车到达贵阳。没有休息，出车站便达上开往安龙的普通大客车，经过大约10小时的一路颠簸，于晚上8点左右，终于到达目的地安龙戈塘金矿。在招待所办完手续后，我便带上随身携带的简单行李进入客房。 因为一路辛苦，劳邓，十分疲倦的我很快进入梦乡。

然而，大约10：30左右 已经熟睡的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身着普通便服的四个“治安员”闯了进来。他们首先查验同住一室的三位来自湖南的“倒金客”，三人提供了纸质的证明材料（当时尚未实行个人身份证）。这时，善于应对的那三个人立刻满脸堆笑，给来人敬上烟，酒…等礼物，谈笑风生好一段时间之后，终于来到我的床前。

由于经历四五百公里，近十余小时长途客车旅途劳顿的我，正值睡意犹酣之际被人吵醒，心里着实有些不快。不过，虽然面露愠色，还是不得不按规定出示自己的介绍信、工作证以及荣获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特殊津贴证书”，唯独缺少如那三位“倒金客”递送的“礼物”。刚刚还笑脸可人的四人立刻变了脸，变得非常严肃起来，连珠炮似地盘问了一大堆关于个人、行踪以及供职单位的问题。出于个人安全以及一贯做事严谨的我，请他们出示执法证件让我看看，并向他们索回被他们收去的证件，这伙人立刻露出了一副冰冷的，凶叉叉的面孔。

其中的两人强行将我驾着登上了一辆破旧的北京吉普车后座，开出矿区在荒山野岭的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颠簸了大约半小时之后，最后停在了路旁的一排简易平房旁边。我被他们带进了一间只摆着一张旧书桌和一个小板凳的小房子里（没有一张床铺）。这两人 ，既没有再继续盘问，也没有任何的解释和交代，锁上门后便各自离开了。

深秋的黔西南山区，后半夜的气温降到大约13、14度，身着单薄衣服没来得及穿上厚一点衣服就被带走的我 ，感觉满腔悲愤，全身也有些瑟瑟发抖，而且已是饥寒交迫，整晚我只能在被锁的屋子内来回踱步，期盼着快快天明！

终于等到了大天亮了，这伙人在早餐之际，有人想起起了还“关着”一个人。于是赶过来打开了房门，退换了我的证件，没有解释任何原因，只淡淡地说了声“你可以走了”。于是我悻悻收起了自己的证件，特意注目看了看立在路边的一个的小小的黑字木牌——“安龙县戈塘乡矿区治安执勤点”。我迈着沉重的脚步，步行2、3公里回到招待所，收拾好简单行李，急不可耐地离开了那个“鸟不拉屎”的戈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