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客: 许弘智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div>“过劳时代”与下沉的中产阶级</div><div><br></div><div>为什么在生产力日渐发展、经济效率不断提升的今天,人们期待的“休闲型社会”并未到来,而是进入了新的“过度劳累的时代”?本文将结合日本经济学家森冈孝二的《过劳时代》一书,以日本社会为参照,对21世纪以来社会过劳问题的兴起原因与潜在后果进行初步梳理。</div><div><br></div><div> “过劳”的前世今生</div><div><br></div><div>人类社会第一次大规模地迎来过劳时代是在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的工业革命时期,机械化大生产在极大地提升生产效率、创造大量物质财富的同时,却并未切实改善劳动者的生存状况,普通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反而被不断延长,甚至连少年儿童都沦为童工而遭受剥削。过度劳作与极度的社会不平等激起了广大劳动者群体的联合抗议,直到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工人以要求8小时工作制为目的进行罢工(这正是五一劳动节的起源)。</div><div><br></div><div>同年9月,卡尔·马克思在“国际工人联合会”上提出了通过立法保障劳动者8小时工作制的设想,此后世界各国才陆续出台相应政策,暂时摆脱了过劳问题的诅咒。1947年,日本也出台了《劳动基准法》,确立了8小时工作制,并且在此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与英美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逐渐进入了工时缩短的时代。在这一阶段,马克思所预言的社会两极分化和中产阶级下沉等现象似乎没有出现,甚至在技术革命、管理革命的背景下,更多的劳动者掌握了专业知识与技能,大量的新中产阶级群体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日本社会同样如此,傅高义在1963年发表的《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中,即描述了当时大量稳定就职于大公司的日本工薪阶层崛起的状况,工作稳定、消费自由、晋升可期的工薪族模式逐渐成为日本青年人心中最为理想的工作—生活模式。</div><div><br></div><div>然而不幸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各国的生产效率仍在提高,但全球范围内的工时缩短趋势却戛然而止,越来越多的国家突破了8小时工作制。美国社会学家斯格尔在《过度劳累的美国人》一书中指出:在2000年,每4名男性中有一人多、每10名女性中有一人多的每周工作时长在50小时以上,且总的来看他们都是中产阶级上层的白领。同样的,日本的过劳情况也日益严重。</div><div><br></div><div>根据森冈在书中的资料所示,一方面,大量非正式员工存在过度劳动的状况。从1988年到2015年,日本短时工的比例由12%攀升至30%,其中女性由24%攀升至47%,甚至有不少家庭主妇为补贴家用而选择应聘深夜便利店的兼职工作。另一方面更令人震惊的是,越来越多的全职正式员工与工薪阶层也面临着过劳问题。2016年日本“男性正式员工每周劳动时间为53小时,换算成每年则超过2700小时”,即使是高层管理人员也有可能过劳,日本电产公司的社长永守重信先生据称就是“每天早上6:50就到公司上班,比任何一个员工都早。每天工作16小时,周六、周日也不休息”。</div><div><br></div><div>在日渐频发的过劳死事件中,也不乏年仅27岁的日本富士电子公司的系统工程师、24岁东京大学毕业的电通广告公司高薪员工等专业技术、管理人员,2003年日本劳动监督署的数据也说明,在因过劳而得到精神障碍工伤认定的108名劳动者中,“系统工程师、信息处理技术员等专业技术人员有28人”,超过了制造业等从事技能工作的24人。</div><div><br></div><div>全球化的时代也是“过劳时代”</div><div><br></div><div>为什么在物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今天,人们不但没有迎来休闲型社会,反而再次迎来了“过劳时代”?甚至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群体也疲于劳作奔命?森冈孝二认为,过劳时代本质上是社会高度资本主义化的产物,他从全球资本主义、信息资本主义、消费资本主义以及自由职业者资本主义这4个角度,剖析了过劳时代重访日本的深刻社会原因。</div><div><br></div><div>(一)全球资本主义与劳动者的生存空间</div><div><br></div><div>全球化与全球资本主义的浪潮是过劳时代重新来临的首要动力。显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这一波“过劳”浪潮是全球化的,越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越是白领职场,反而越沦为青年劳动者的“血汗工厂”。其背后核心的原因即全球化改变了传统地方社会的劳资关系,使得各国之间的工作竞争白热化了。“二战”后的一段时间内,福利国家的模式一度盛行,日本也建立了以终身雇佣为核心的“一九五五”体制,稳定的雇用关系、优厚的企业福利与较多的员工闲暇构成了彼时温情主义的劳资关系特征。</div><div><br></div><div>但在8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扩张,不仅美日等资本主义强国竞争加剧,而且中国等转型国家也逐渐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加入全球竞争,各国内部的温情主义劳资关系就此坍塌了。出于逐利与效率的目标,不少发达国家的资本选择到劳动力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设厂,这不仅削减了对本地劳动者的福利保障,甚至也带走了就业岗位,令不同国家和各国劳动者之间形成了“逐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工作时间的全球竞争自然成为其中一项。</div><div><br></div><div>而90年代以来,日本的这一趋势更为明显,随着其国内经济陷入萧条,更多的企业为了控制成本,不惜削减福利、裁减人员、延长工时、外包工作,甚至以此推高股价,讨好股东。相关数据显示,2003年,日本制造业企业的国外生产比例高达16%,为历史最高;并且“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印度,不论哪个国家或地区都比发达国家中工作时间最长的日本更长”。</div><div>(二)信息资本主义与时空之网</div><div><br></div><div>那么,是什么力量使得全球化能够不断扩张,并且重组了过劳时代的劳资关系?技术革命与信息资本主义为过劳时代的降临提供了技术支持。尽管计算机与互联网的普及带来了方便的社交工具,但近年来,信息技术越来越被当作生产工具来使用,它并未带来工作量的减少,反而是延长了人们的工作时间。</div><div><br></div><div>首先,新型信息技术的引入拆解了复杂的工作流程,更多的业务变得标准化和简单化,因而许多正式员工可以被非正式劳动者替代,不稳定的劳动雇用关系日见其多。据1998年的统计资料,在大幅增长的日本非正式劳动者群体中,大多数与信息技术行业有关。以派遣劳动者为例,其有46%从事软件开发、办公机器操作、办公自动化教育等信息技术领域的工作。</div><div><br></div><div>其次,信息技术突破了物理与社会的空间约束,模糊了工作与家庭的边界,将工作时空和生活时空连接在了一起,这在提升业务运转效率的同时,也使得以时间为核心的工作竞争更为激烈。截至2004年年末,日本已有近8000万网民,6岁以上人群的网络普及率达62%,较1997年增长了近7倍。而无处不在的网络通信工具令家里家外都成为职场。市场调查公司Gartner Japan 于200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普通日本员工平均每日收到超过60封电子邮件,算上打开附件、操作软件等时间,每天处理邮件平均需要4小时左右,而80%的人都不得不在家里处理电子邮件(包括休息日);同年另一项针对白领阶层正式员工和管理者的调查还表明,99%的白领都使用个人电脑工作,且“IT化程度越高的企业,‘工作范围’越广、‘工作量’越大,‘工作速度’也越快”。</div><div><br></div><div>此外,信息技术的使用也直接影响了劳动者的身心健康,不少人因此导致眼疾或腰颈病,严重者甚至患有抑郁症。日本“编程者SE”网站充斥着互联网工作者与相关技术员的自嘲,他们戏称自己为“数码土木工”,这与中文里的“程序猿”“码农”等词几乎异曲同工。</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