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晓辉初中时跟随母亲上山下乡，当劳动委员的第一天，他安排一位男生说，“某某，你去搞什么劳动”，没有任何问题；然后，他和一位女生说，“某某，你去搞什么劳动”——事情大了。女同学突然扭头就跑，边跑边哭，还扭头骂说：“你这个流氓！”

●法官说，在法庭上，许多被性侵的孩子无法准确地说出被侵犯的部位，也羞于表达性侵过程，导致孩子的证词信效度不够高，如果孩子能明确地使用“阴茎”“阴道”等科学名词，而不只是模糊的“上面”“下面”“前面”“后面”，会更加有利于判案。

一张直称男孩阴茎的微博图片，把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教材推到了风口浪尖。热议几天后，教材迅速脱销，与人们交谈时，反复能听到“这是我读过国内三观最正的儿童性教育读本”的褒赞。当然，这并不是一套多完美的性教育教材，它粗糙、生硬、不接地气……人们称赞它时，庆幸的只是，终于有人尝试改变潮水的方向。

”

不再无知的纯真年代

茁茁妈最近有点崩溃。事情源于八岁儿子说的一段话：“妈妈，我知道啪啪啪是怎么回事了。是小男生分三步，摸女生的咪咪，小鸡鸡插到屁眼里，女生就会有小宝宝。”

任谁都能想象到一位母亲此时的惊愕。她逼自己镇定，问儿子：“你从哪儿听说的呀？”

儿子说：“是欣欣（同班男同学）告诉我的。欣欣是听班上一个大些的女生说的。”

尽管这件事过去好一段时间了，转述这件事时，茁茁妈还是忍不住说了好几次“震惊”：“不是因为他知道这个事，而是这个信息的来源和里头的用词。”她自认茁茁从小的家庭性教育做得还不错：孩子从五岁起就表现出了对身体的兴趣，她也积极引导，家里有儿童小百科全书，她和丈夫就会陪着茁茁读，把上面男孩女孩性器官的名称大大方方念出来。

按理说，茁茁对人体生殖器官的科学名称不陌生。但问题是，他不可能永远生活在家庭的无菌室中，同伴和外界的影响无可避免。尤其在这个网络普及的时代，“好像没办法回到‘孩子什么都不知道、从零开始教育’的时候了。”

那天，茁茁妈定了定神，看着孩子，语气变得郑重：“关于这个话题，妈妈需要告诉你正确的说法。”

遇到类似情况的，还有绍兴爸爸蔡朝阳。儿子虫虫今年11岁，虫爸也一直自诩观念开放，从小时候洗澡、读绘本开始，就随年龄段的增长，给虫虫做了最自然的性教育普及，包括男女生的身体差异等等，“非常坦然。”

但有一次，电视上出现了有些暴露的女性画面，虫虫突然瘪着嘴发出了喝倒彩的声音，“耶——”，话音拖得老长，语调千回百转，颇是调笑。

虫爸一下觉得奇怪：以前从不会这样的，这是怎么了？

询问之下才知道，班上有个小男生，明显是提前知道了成人社会的秘密，于是每次班上放视频时，只要一有类似的暴露亲热画面，他就会带头起哄，引得全班男生模仿。虫虫不自觉地把学校里的规则带回了家。

本来，虫爸就一直想找个机会，和已经进入四年级的虫虫谈谈发育、遗精、月经，毕竟进入小学高年段，小部分孩子已经开始发育了，同班男女生区别越发凸显出来，他希望虫虫提前有个科学的认识和准备。他想，或许时候到了。

于是，他这样接了虫虫的话：“这是一种美啊！”

讳莫如深

向孩子解释性，乍一看是件难以开口的事。

毕竟，性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讳莫如深、闭口不谈才是他们成长中习惯的方式。这次采访中，从50后到70后、80后、90后，接受采访的二十余人里，没有一人认为自己在成长时期接受了恰当的性教育，无论从家庭中还是在学校教育体系中。不约而同地，回忆自己的性知识来源成了每个人的童年秘事，带着神秘和趣味，反而成为了记忆珍宝或笑料——这也许并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北京，某小学老师通过游戏的形式告诉学生精子和卵子是如何通过重重阻拦结合在一起的

看似不同、实则相似的各种故事里，反复提到的有包含性描写的古典文学、武侠和言情小说，常被老师以“自学”带过的初中生物课本里的男女生殖器官图片，一两次学校办的青春期讲座，放在家中的医学书籍或杂志，无意中翻到的小黄书，以及网上弹出的各种色情图片、AV甚至是偷窥……羞涩，遮掩，被发现的担心，罪恶的快感，羞耻感，来自同龄人的嘲笑，来自长辈的敷衍、斥责和禁止，无一例外地站在如今被当成玩笑说起的童年性经验背后。

已经是2017年了。曾经的高中教师郭初阳不断地叹息，这一百年里，中国人的性教育观念没有任何进步。他说的“近一百年前”，指的是1923年《教育杂志》出过的一本“性教育专号”，集结了13篇文章，纵贯古今中西，分别从性教育概论、基本原理、各国实施情况、中国现状、儿童及青春期特征、新学制课程安排等方面，讨论了性教育的理念和实施细则。13个标题，毫无例外也毫不避讳地包含了“性”字，甚至有一篇使用了“性欲教育”，取代了国人常说的“色”。教语文出身的郭初阳特意补充了一句：“名正则言顺嘛。”

郭初阳最初是从台湾心理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一本《<教育杂志>索引》中偶然发现这期专刊的。他大为惊讶，原来早在20世纪20年代，对于性教育的讨论已空前热烈。这言论并非空穴来风——除了《教育杂志》，从1920年到1949年，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家杂志社都出版过以生理卫生、性教育为名的书籍，而1929年，教育部颁发了《学校卫生实施方案》训令（728号），明确规定性教育应作为一门课程来设置，其教学内容要在学校实施。

这大概是我国最早由国家颁布的性教育规定。88年后，2017年的今天，郭初阳向杭州的00后初中生问“你们得到过哪些性教育”这个问题时，得到的答案依然是“五六年级的一次讲座、七年级自然课上关于人体构造的知识”。他无奈地笑：“你们和二三十年前你们的父母（受到的性教育），没有任何变化。”

受中国传统性文化环境熏染，一代又一代成人将下一代的性教育寄托于他们的自然成长，而儿童成长中最大也是最正常的好奇心，却只能寄托于命运。对性完全的茫然无知，或许都已经成为上一个时代的历史了；在信息渠道丰富的今天，东拼西凑、自学，以及随之而来的鱼龙混杂、无系统、真伪莫辨，才是对儿童性教育最大的威胁。

天生自然

“头和眼睛鼻子嘴巴，是男孩女孩都有的吗？”

“是！”

“这些内脏，心啊肺啊，是男孩女孩都有的吗？”

“是！”

“有什么地方，是男孩女孩不一样的呢？”

孩子们出现了一秒钟的沉默。然后，一个五岁的双马尾小女孩举起手大声喊：“屁股！”

这是在北京大屯街道社区服务中心里，墙上的海报写着“‘吓坏家长’的儿童性教育公开课”。北师大儿童性教育教材之所以引起网上广泛的讨论，最主要的导火索无非几组图，比如男女生殖器官、阴道性交的剖面图。而这次公开课，正是使用这套教材已三年的公益组织“希希学园”的实践式回应。这三年里，希希学园与北师大儿童性教育团队合作，已进入北京14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开设性教育课程，但这次，为了保护打工子弟学校学生的隐私，他们特地向社会发出了招募自愿听课家庭的公告。

“吓坏家长的性教育公开课”上，小男孩按老师要求翻到生殖器官的介绍这一页，眯起眼睛凑近了书本细看 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希希学园创始人韩雪梅是当天的授课老师。事件热议之下，韩雪梅原本做好了人满为患的准备，特意在公告中注明“只招募15个家庭”，并把孩子的年龄限制在六到八岁。情况并没有想象中乐观——实际到场的家庭只有三家，两个女孩、一个男孩，年龄都在五到六岁；到场的媒体，倒是比听课家庭多了一倍有余。

韩雪梅有点自责，觉得是招募时间太仓促了，宣传渠道也有限，对北京的城市家庭，活动消息不提前十天半个月的话，家长和孩子的周末早被安排满。她自己怀着五个月的身孕，那是老大期盼了很久的弟弟或妹妹，但她还是没打退堂鼓：“哪怕只有一个家庭，只要有人想听，我就照常上。”

韩雪梅挑选了争议最大的一章“人的诞生”，这出现在二年级下册的第一单元中，开篇即是“爸爸妈妈相亲相爱”、“爸爸的阴茎放入妈妈的阴道”、“爸爸的精子进入妈妈的子宫”几张图。网上的质疑里，一种声音是本能的排斥和不适，另一种声音是，以二年级孩子的认知结构和能力，他们能理解得了这些直白的科学吗？

“吓坏家长的性教育公开课”现场，希希学园创始人韩雪梅老师正在教孩子们认识生殖器官的科学名称 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下午3点，在讲明课堂纪律、回答问题的奖励机制后，这堂只有三个孩子的性教育课，从头部、内脏名称的抢答中开始了。女孩桐桐抢答的“屁股”，让所有人为之一笑，韩雪梅也笑，没急着纠正，先奖励了女孩一张贴纸，而后拿出了两张生殖器外观图，让孩子们分辨性别。孩子们依旧热烈，“男孩！”“女孩！”听不出一丝尴尬羞涩。

接着，韩雪梅指着男性生殖器官图中间的部位：“这叫什么？跟老师一起读，阴茎——”

“阴茎——”孩子们齐声，无论男女都声音嘹亮。

“阴囊——”老师手指在图片上移动了一点。

“阴囊——”

儿童性教育课现场，成人比孩子多，有五个月身孕的韩雪梅老师正在讲课 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我偷偷环顾四周，无论是孩子还是旁听的成人，没有人露出窃笑或不好意思的神色。这样的跟读，仿佛是一堂学习古诗的语文课，或者一节学习新单词的英语课、生物课，自然得好像天生就该如此。

科学的严谨，还是文学的浪漫？

“一定要直呼性器官名称吗？对于低龄段的孩子，用一些更为活泼、生活化的词汇来代称，会不会更接地气、更容易让孩子接受呢？”两年前，我曾这样问过北师大儿童性教育团队中的朋友。当时，这个团队还没有被舆论推到风口浪尖，他们正默默筹划着手头上各种琐碎的工作，给学校老师和NGO志愿者做性教育培训、请荷兰性教育教授做交流、筹备主题式的儿童性教育系列绘本、设计性教育课程评估的调查问卷、处理数据写论文……当我问出这个疑惑时，他们刚刚写出儿童性教育绘本的设计初稿，希望从儿童文学的角度得到些建议。

两年后，北师大儿童性教育教材风波蔓延之时，这个问题再度被人提出来。九岁男孩的母亲成成妈说，“目的很好，但语言方面太生硬，比如做爱这个过程，如果就是讲‘阴茎放到阴道里’，那个美感全没了。”八岁男孩的母亲霖霖妈觉得，她虽然承认这套教材的专业性，但并不完全支持“性脱敏”，“因为性还是隐秘的，它的美好蕴含这种隐秘性。用‘小鸡鸡’这样的名词来指代，是正常的、健康的，也是应该的。在学校可以这样教，但在家庭环境下，没有必要用正式名称来指代。”

当初，我也以为这是自己能给出的明智建议，没想到，朋友的回复很快证明了我对性教育的无知。他提到《新闻调查》栏目曾采访过一名法官的，法官说，在法庭上，许多被性侵的孩子无法准确地说出被侵犯的部位，也羞于表达性侵过程，导致孩子的证词信效度不够高，如果孩子能明确地使用“阴茎”“阴道”等科学名词，而不只是模糊的“上面”“下面”“前面”“后面”，会更加有利于判案。因此，让孩子从小学习性器官的科学名称，是国际上儿童性教育通行的做法。只是由于中国自古缺席的性教育和避讳文化，对此感到“不舒服”的，通常是成人，而非孩子。“性羞耻感是一种后天的社会建构，”朋友解释。

对于这次舆论风波，北师大儿童性教育团队以一篇长文公开回应，也提到：“我们希望性知识能和其他科学知识一样，被自然、准确地传递给儿童，让儿童感觉到认识阴茎、阴囊、阴道、子宫等生殖器官，跟认识身体的其它器官一样，懂得这些器官很重要，一定要保护好。事实上，孩子在我们的性健康教育课上能自然、大方地说出生殖器官的科学名称，而且年龄越小越自然。”

浙江杭州的青春期性教育展览上，一位母亲正在向女儿讲述胎儿在子宫中的发育过程

“在儿童性教育上，自然的态度，有时候比教的内容更重要。”韩雪梅说。希希学园在和学校合作时，曾向某校提出过换老师的要求。这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毕竟性教育师资人力本就紧缺。“很明显感觉得到，那位老师上课时自己都难以说出口，扭扭捏捏的。这样反而会给孩子带来‘性是丢人的’的负面印象。”韩雪梅一贯笑着的和善表情变得严肃。

现实摩擦

年龄越小越自然，这话的背后，潜藏着另一个残酷的事实：哪怕小时候能自然地将性器官的科学名词脱口而出，随着年龄增长、性别意识的觉醒，生活在各样社会小团体中的孩子，也有可能为了融入集体，变得不再自然。

四年级的儿子突然把学校的性别规则带回了家，这正是虫爸蔡朝阳的遭遇。但虫爸毕竟是一个对孩子各阶段的性教育做好了全面准备的家长，他能第一时间应对，告诉孩子“这是一种美”；只是这样的家庭，又能找出多少呢？

北京某打工子弟学校，三年级的“珍爱生命课”上，一位年轻的女老师肖晓（化名）正在上一节有关青春期人际交往的课程。这门课她已经上了三年，第一次被安排参加培训前，肖晓并不知道它和性教育有关。直到打开《珍爱生命》课本，她才羞涩又讶异：这怎么上？这些词我怎么说出口？

后来，看到反儿童性侵、性虐待的宣传视频，她才真正改变了观念。也是为了上这门课，她第一次重新学习了性知识——在此之前，她对男女生殖器官的某些部位叫什么，其实自己也不太了解。

今天，按正常教学进度，肖晓要讲的正是让她最难为情的一课，“生殖器官的生长和发育”，会提到阴茎、阴道、月经、遗精、乳房发育……难为情的不止她一个人，据主任说，上学期也有老师反映，讲到生殖器官这课时，有学生会在下面喊：“老师，这一课我们别讲了。”有老师会顺水推舟，说行，那你们看看图片，男孩子回家跟爸爸交流，女孩子回家跟妈妈交流。

或许是知道有记者第二天要来旁听，有意或无意间，肖晓在前一天下午提前把生殖器官的发育内容讲完了。回想起来，前一天课还没开始，就有学生说：“老师，不要看第六页。”

肖晓假装不知道：“为什么不要看第六页？”

“第六页不能看。”学生强调。

等到真的讲到第六页时，有学生会捂住眼睛：“老师，这书不能看。”然后全班哄堂大笑。

受过培训的肖晓知道：“我当然是不能笑的，不然这课就没法讲下去了。”一如当年民国时为学生开生殖系统课的鲁迅先生说的那句，“‘不许笑’是首要条件。”可说这些话时，她自己也是满脸的难为情。

总之，课堂围绕青春期的人际关系展开了。老师设计环节，让孩子们进行角色扮演。尽管与生殖器官发育这节课相比，所谓的敏感词汇少了不少，但其中一名女孩的表演台词中，有一句是：“我的乳房还没有发育呢。”

当场又是一阵哄笑。

这看似是所有小学班级里都会发生的最正常的情况，但对一个从一年级就开始上性教育课的班级来说，就不免叫人意外：按理说，就在一两年前，这群孩子不是还能自自然然地齐声跟读性器官名称么？

好在女孩也不太介意，比起关心演什么内容，她更关心的是表演这件事本身。

作为希希学园创始人，韩雪梅自然也遇到过类似情况。也是角色扮演环节，一个胖女孩自告奋勇上台，选择了一个自己喜欢的角色。有男生在下面起哄说，某某某应该选那个胖的！

韩雪梅还没来得及插上话，胖女孩已经不甘示弱地反击：“我就喜欢这个，你凭什么干涉我，我有选择的自由！”

选择的自由，这五个字掷地有声，全班都听得清楚。男生立马闭上了嘴。

韩雪梅心下是欣慰的。若通看一遍北师大这套一到六年级的性健康教育教材，不难发现，有关性器官、性发育等狭义性知识，其实只是穿插在其中的一部分，真正贯穿始终的核心内容是，在提供多元价值观选择的基础上，赋予孩子自主选择的能力。

上海杨浦区开办儿童性安全教育课堂，老师指导小朋友“什么是自己的小秘密”

毫无疑问，这套教材构建了一个人人不同、互相平等尊重的乌托邦。只是现实粗糙，固有的文化习俗和观念、成人自身的价值观等等，都远远无法和这乌托邦匹配。美国阿肯色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陈静抒说，这套性教育教材涵盖的内容之多、范围之广，首先就要求授课者自身价值观的方方面面都与之相适应。“这对授课老师的要求太高了吧，中国现在的小学里，有多少老师能做到？”

诚然。尽管民间已经出现了不少推动性教育培训的组织机构，比如北师大和首师大各自的儿童性教育团队，比如公益组织希希学园、爱成长、绿芽童行计划、女童保护，又比如以社会企业方式推广在线性教育的保护豆豆等，但落实到实践中，情况仍变得复杂：对有的老师来说，这是校长的任务，即使不情愿，也不得不去；有的老师有心无力，学校杂七杂八的事太多，多兼一门课，可能还没有额外的课时费，积极性也高不了；有的老师观念上接受不了，要么不好意思开口，要么根本不支持。

尽管实施培训的组织千叮咛万嘱咐，想尽办法协助老师们备课、听课、监督，但依然，也有老师遇上“敏感”章节就跳过去这种事发生。如果社会整体观念没有根本转变，这看似美好的性教育乌托邦，或许注定只能成为空中楼阁。

人从哪里来

公开课上，初步认识了性器官后，韩雪梅带着孩子们翻到“人的诞生”一章，进入课程的重点——那个学龄前孩子常会问的问题：“爸妈，我是从哪里来的？”

讲解生命孕育的过程基本是一个读图问答环节，孩子们像上生物课一样，跟着老师的问题在图中找答案：

“精子和卵子在哪里相遇了？”

“卵巢、子宫、输卵管，这三个房间哪个比较宽敞？你们觉得受精卵会在哪里安家呢？”

环节进行至此，几个孩子回答问题的反应明显比一开始慢了。韩雪梅放慢了语速，把问题重复了一遍、两遍，用图片中的细节加以提示，又尝试着更换自己的用词，比如把“宽敞”换成“更大更舒服”。

提示之后，男孩开始尝试重复老师刚说过的专业名词：“卵巢？中间的……？”

“中间的，叫子宫，对了！奖你一张贴纸！”

男孩很开心，自顾自地为自己拍起掌来，一边欣喜地回头看妈妈在哪。

公开课特意选择了网上争议最大的“人的诞生”一章进行教学，自愿报名听课的孩子正在看书，手上捏着刚答对问题得到的小奖品贴纸  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相较于更加形象生动的绘本故事，这样的课堂显然还是以科学知识的准确传授为主的。语言过于死板、生硬，低年段教材的术语过多，也是这次北师大教材中被诟病的另一点。希希学园的回应是，性教育不能只看教材，家长的配合、教师在实践中的教育过程也非常重要，不同的教师各有自己的讲授方法，设计活动、用绘本故事引入、角色扮演，都有可能让一本看起来死板的教材变得更好玩。为此，希希学园在培训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性教育任课老师时，也会指导鼓励老师写出自己的特色教案，并集结成册供教师分享。

要不要教是一回事，具体怎么教，则是关于尺度把握的学问。在这个问题上，家庭教育中的实践或许更有启发。虫爸蔡朝阳曾经是高中语文老师，2009和2013年，他两次在自己的高一班级上做过调查，问题很简单：面对“我从哪里来”这个问题时，你的爸妈是怎么回答的？

2009年，高一的孩子说，超市抽奖抽来的；

2013年，新一届高一学生说，手机充话费送的。

这样的回答大概很多人都不陌生，蔡朝阳却痛心：“最好的性教育契机，就这样以玩笑的方式给回避了。”

虫虫的性教育是从爸妈为他洗澡时开始的，边洗边认识自己的身体器官，包括阴茎、阴囊。从两岁开始，虫爸就给他读过蒲蒲兰出版的一套儿童性教育绘本《乳房的故事》《小鸡鸡的故事》，想让他知道，身体是一件很美好也很自然的东西，很重要，自然也要保护好。

茁茁妈对儿童性教育绘本也不陌生。听到让她内心崩溃的“啪啪啪”言论后，欣欣妈主动找她聊天，几个家长特意建了微信群，讨论该怎么和孩子沟通，拿什么绘本讲给孩子听。她这才发现，每个家长反应不一。她属于外表淡定内心震惊，欣欣妈反应则更大；也有妈妈觉得没什么，只是和好朋友分享下信息。

2008年10月8日，性知识讲座走进了浙江嘉兴一所学校

至于合适的绘本，茁茁妈平时就收集了一些，像《乳房的故事》《小鸡鸡的故事》《小威向前冲》《不要随便摸我》《嗨，青春期》等等。事件发生时，她拿出了《小威向前冲》。书中把一颗精子取名小威，用拟人的方式描述了小威与其他几亿颗小精子比赛游泳、赢得奖品卵子、成为受精卵并发育成宝宝的过程。

这本绘本在儿童性教育里小有名气，在说明如何向孩子讲述貌似难以开口的性时，不少有经验的父母、老师都会以此为例，比如虫虫在六七岁时，虫爸就给他读过。性教育公开课上，举手喊“屁股”的五岁女孩桐桐，最喜欢的绘本之一也是《小威向前冲》。每晚睡觉前，她会叫妈妈来床边给她读故事，反复让讲的就是这一本。桐桐妈说，桐桐特别喜欢听受精卵一步步怎样长大成小宝宝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她觉得那么有趣。

“啪啪啪事件”发生后，八岁男孩茁茁第一次听妈妈读了这个绘本。他听的时候非常淡定，也没有疑问。茁茁妈就想，大概孩子们觉得这事挺正常的。

这也是茁茁妈第一次和茁爸交流，怎么和儿子谈论这个话题。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与其让孩子从不正常的渠道得到信息，不如一开始就让他从科学的渠道了解。但她依然困惑：“无论是教材，还是绘本读本，都要注意信息的适龄吧？”

性侵面前

虽然完全支持性器官的科学名称教导，但美国阿肯色大学教育学院的博士生陈静抒还是觉得，二年级教材里就展示性交剖面图，似乎过早了些。她在美国生活了八年，曾去中小学听课上课，就她所知，美国公立学校的性教育课程是从七年级12岁才开始开设的，甚至要不要提早到四五年级，都还在讨论中。

陈静抒从儿童心理学和认知发展的角度解释了自己的立场：“小学低年级孩子的认知，还处在具体运算阶段，有一定抽象概念、思考能力，但逻辑能力不强，性交剖面图这种复杂的生理结构知识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认知能力，算是无用信息，至少要放到四五年级以后；教材也得考虑社会环境、父母心理，要慢慢来。”

2011年10月24日，上海首套中小学生性别教育教材《男孩女孩》正式投入使用

九岁女孩的父亲苗卿（化名）的表述则更浪漫：“该神秘的时候就神秘。就好像关于圣诞老人，整个人类也在维护这个美好的童话故事。生命非常自然，也非常美好。很多事情，也是在某个阶段才相遇。让孩子慢慢去成长，自然而然地相遇了，吸收的门才打开。”

孩子究竟懂不懂呢？从小被“绑架”在缺乏想象与浪漫的科学思维里，又利弊几何？苗卿把教育比喻为“一次寻宝的过程”，他愿意跟随孩子前行，而不是提前把宝藏箱打开，一览无遗地展示给孩子，在他看来，这可能会削弱探索生命的乐趣。然而，问题的答案因人而异，这个教育价值观的选择，只能交给每个家庭自己。

唇枪舌剑中，性侵的案例往往会被摆上台面。反驳者如是说：不教孩子正确的性知识，孩子受到侵犯时，如何知道某些行为是违法的，如何进行正确的自我保护？更现实的环境是，“该神秘就神秘”的纯真年代，也不过是属于上一代人的记忆和想象罢了。

韩雪梅最早决定开始做儿童性教育公益项目的契机，同样和性侵有关。作为长期服务于农民工子女的组织“新公民计划”的全职公益人，她曾频繁地到打工子弟学校走访调查、开展项目，和项目学校老师的关系都不错。几年前的一天，消息曝出，某校某男老师曾多次带本校女学生开房——新闻已炒得沸沸扬扬，而她完全傻了眼。

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新闻的当事人们老师，她不仅认识，甚至曾经觉得是个还不错的人。“很痛。无力。和以前看性侵新闻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第一次感觉到这事会在你身边发生，而且真的，都说儿童性侵70%是熟人作案，但你事先根本没办法甄别谁会是那个人。”

保护，恐吓，还是开放？

儿童性侵事件，大概是最容易唤起人的同情、意识到性教育必要性的引子。但近几年，李银河、方刚、彭晓辉等性学专家，在公共领域发出了另一种同样迫切的声音：性教育不只有“反性侵”，“反性侵”不等于“反性”。

在儿童性教育史上，保护与恐吓的尺度一拿捏不准，就很可能变成一体两面的共犯。同样冠以“性教育”之名，有时它却会变成单纯的“防性侵教育”、“禁欲教育”、“守贞教育”，尤其在欲望被看作罪恶渊薮的年代。于是，性教育中健康看待两性关系、享受性趣的部分，最大程度地被抹去。

早在2001、2002年，蔡朝阳曾经任教的高中里，发生过一起高一女生在厕所生孩子的事件。尽管对外风声紧闭，但学校内部引起好一阵风波。那次，政教主任特地召集全校女生在大礼堂开会，严肃开展了一次防早恋、防早孕的性教育。

类似的性教育，对国人来说，大概就是最司空见惯的形式和内容。这种“恐吓式性教育”的理念，甚至无意中被渗透进了语文教材里。郭初阳曾写过一篇文章，详细分析了人教版语文九年级上册课本中的《致女儿的信》，作者苏霍姆林斯基。在未选入课本的内容中，作者刻画了一系列忘恩负义的男性形象，传达的核心目的只有一个：“防止女儿在理智的婚姻到来之前意外地怀孕。”

还是一名高中语文老师时，郭初阳上过一堂公开课，课文是契诃夫的《套中人》。收入教材的课文同样是删节过的，他把完整原文打印下来，发给同学们看，只问了一个问题：“教材删去的这些部分，实际是删去了什么，想隐藏什么？”

几十分钟的讨论后，第一位女生站起来直陈：“尊重生活就是要尊重生活的所有细节和内容，性与爱也是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我认为不能删。”诸如此类接二连三，不止一个小组提到了主人公别里科夫的爱情相关情节的被删，如何影响了对小说整体的理解。

这是出乎郭初阳的课程设计之外的。他没想到，讲个《套中人》，居然也能引到性教育的话题上。他干脆又给了大家十分钟：“这次，讨论主题很简单，性爱与别里科夫的关系。请问，他到底是主张性爱，还是主张禁止性爱？”

“他能接受性爱，只是必须在婚姻的套子里才可以，一定要是合法的。教科书没有必要去避免谈论这些事。”一位女生说。小说里，套中人别里科夫把社会规矩内化，在自我强压束缚下，近乎病态地压抑、掐断了心中刚刚生长出来的爱情萌芽，也导致了自己的病态死亡。

“我觉得，别里科夫没有得到很好的性教育。”高个子男生话音刚落，全班哄笑。男生不为所动地补充，“他的爱情观不是很健康。”

在郭初阳看来，这才是性教育的题中之义——这是一个关乎价值观选择、人际关系处理的整体系统，而不是各自独立的某一些知识点；重要的不仅是科学，更是心理学、社会学。这种被称作“全面性教育”的流派，其实也是北师大儿童性教育团队所持的立场。

“教育，是为了下一代的未来，因此要突破这一代的局限。”风波发生后，一直关心儿童性教育的朋友，发来了这样一句话。

告别“套中人”时代

尽管现实并不完美，所幸，最不健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从上世纪90年代起开始做性学研究的彭晓辉教授是1957年生人，在“文革”中度过了他最初的性启蒙教育。那绝不是一次愉快的记忆。本是城里孩子，初中跟随母亲上山下乡，到农村读书，当班上的劳动委员。当劳动委员的第一天，他安排一位男生说，“某某，你去搞什么劳动”，没有任何问题；然后，他和一位女生说，“某某，你去搞什么劳动”——

事情大了。女同学突然扭头就跑，边跑边哭，还扭头骂说：“你这个流氓！”

彭晓辉浑然不知发生了什么。直到第二天，班主任找他谈话，反复问他：“你昨天是不是惹事了？是不是对女生说了那个字？”

他觉得自己没惹什么事，也不知道说了什么字，一脸茫然，又反复问回去。班主任是个未婚的女老师，不好意思说，就在黑板上一笔一划地写：

“搞。”

老师说：“这个字是流氓话，不能和女生说。你说了就要去和女生道歉，不光要道歉，还要在全班面前检讨，说清楚自己究竟在想什么。”

本来就是城里来的少年，彭晓辉也一下子火了。后来，女生家长来了，校长来了——不仅和女生说流氓话拒不道歉，还顶撞班主任，不在全校检讨，就开除学籍。

那个时候，在公开场合发表言论，一般会习惯性地背一段毛主席语录。彭晓辉聪明，他翻毛主席著作，指给校长看：“毛主席都说了，搞学习，搞工作，搞劳动。难道毛主席也说流氓话吗？”

校长语塞。检讨免了，算是危机化解。但彭晓辉还是不知道，为什么“搞”是流氓话。后来回家，他把这件事告诉母亲，尽管是知识分子出身，母亲也不好意思说清楚。无尽委屈和不解纠缠在一起涌上来，当年那个懵懂少年扑进妈妈怀里，痛哭失声。

2015年11月19日，成都，四川一高校将性教育列为必修课，女老师教男生戴避孕套

就这样，好奇的种子一直埋了下来，直到几年后听到农民之间流传荤段子，他才明白了“搞”的含义。“我把它定义为我在初中阶段刻骨铭心的性教育。”

也正是因此，他在学医时就逐渐倾向了性学研究，最终走上了推广性教育之路。国内做性教育的学术圈子不大，他、刘文利、方刚、张玫玫等老师，在各个大学扎营建寨，开展对象、方向不同的性教育。尽管依然有数不清的人“关爱性阻拦”——基于关爱孩子的良好动机去阻碍性教育，依然有人“把性教育理解成男女之间做爱的教育”，三年前，他在广州性文化节上演讲时甚至被当众泼粪，但反观半个世纪以来的历程，他总算有些欣慰：

这社会的性观念好歹不是完全原地踏步，“因为这次争议的不是要不要性教育的问题，而是怎么进行性教育。”

而回想当年，待性如洪水猛兽的人们，其实无异于套中的别里科夫：

别里科夫把自己的思想也竭力藏进套子里。对他来说，只有那些刊登各种禁令的官方文告和报纸文章才是明白无误的。既然规定晚九点后中学生不得外出，或者报上有篇文章提出禁止性爱，那么他认为这很清楚，很明确，既然禁止了，那就够了。至于文告里批准、允许干什么事，他总觉得其中带有可疑的成分，带有某种言犹未尽，令人不安的因素。每当城里批准成立戏剧小组，或者阅览室，或者茶馆时，他总是摇着头小声说：

“这个嘛，当然也对，这都很好，但愿不要惹出什么事端！”

（参考资料：刘文利主编《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一年级至六年级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团队《对<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引发讨论的回应》、郭初阳《让性回归常识》等。特别感谢朱嘉铭、方刚、张玫玫、李艳月、韩似萍、卢葆祺、“保护豆豆”的胡佳威、苏艳雯，“绿芽童行计划”的张新宇、黄焕婷、苗颖等接受采访，郭芃菲、粲然、魏重政、刘怡仙、绿芽基金会蔡文方、希希学园李倩协助联络，以及黎悦帆、徐艳、张以文、李韧等对本文提供的帮助。文中出现的孩子名皆为化名。）

原文来源于南都人物周刊 

难道广告和电视剧里的，大人就觉得小孩可以看了？搞不懂啊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