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个岗位工作在宁夏，但挡不住戴的帽子是国家统计局啊，虽然仅招录1人，但报名人数却超过1300人。

1:1300，这可以千里不挑一啊。而且不尽于此，报考人数仍在不停增加，还有200多人直接在筛选中被PS掉了。

虽然考公的情结在华夏大地千古绵延，但今年卷成这个程度还是震惊到了我。去年国考报名人数突破200万，今年直接干到250万。

比去年整整多出了50万，是有史以来的最多一次。不出意外的话，明年、后年、大后年也都会是同样的情况，甚至更甚往年。

何以如此，何以至此，考公热的背后，究竟折射出什么样的社会内在逻辑？

第一，考公是因为热爱吗？

因为热爱才会选择，那么这么多人挤破头地考公，是因为热爱吗？

我想这个问题可以参考三代烟草人、三代电力人、四代茅台人，还有什么银行世家、交通世袭等等，他们会告诉你答案。

突然想到最近一个挺火的小视频，某校几个熊学生换上厅局风，提着公文包，拿着保温杯，模仿着领导的样子在学校里东走走西看看，时不时还在食堂询问下学生就餐情况。这本来是心血来潮时顽皮的“行为艺术”，没想到，所过之处皆如惊鸿。保安大爷起身敬礼，满脸恭敬；食堂阿姨们收起手机，笑容可掬。

校领导们听闻有“不明领导”微服私服，吓得四处打听来的是何方神圣，为何招呼不打一声就驾到了，又担心问出个什么来。

最后终于了解到这原来只是学生们的“模仿秀”，校长才长舒一口气，恢复平时的威严，回应称：学生们出于好奇模仿，会正确引导。

对学校来说，这是最不好笑的模仿表演，他们承认这是模仿，却又只能尴尬地点评说这不正确，到底是学生模仿的行为不正确，还是学生模仿的人不正确？而对学生来说，这无疑是一次会加剧考公冲动的人生体验，若不走仕途，何时才能再享受到这般恭敬与卑顺？

我们都痛恨官僚主义，事实上他们也知道官僚主义，但官僚主义很多时候是上级对下级忠诚度的测试。

在一些人看来，没有一帮人的前簇后拥，没有一众人的唯唯诺诺，这鸟*当着还有甚意思？

第二，上岸就意味着成功吗？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即使你成功上岸了，也可能终其一生都是最底层的垫脚石。

多年前，一个名叫“麦子”的网友用自己十几年的经历揭示了寒门通过努力要改变命运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引发亿万网友共鸣热议。

书的名字叫《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这句直白又戳心的话，用在体制内同样合适，而且同样的酱香拿铁，不同的人也可能喝出不同的味道。

这取决于你的基本盘。一家三代交通人的江西周公子大家还记得吗？不学无术倒也罢了，还敢自比严世蕃，以“家族传承吾辈责”自勉。试问，体制内有多少这样的混世小魔王？哈尔滨某公职人员坐网约车要求吸烟遭司机拒绝，恼羞成怒开始“摇人”，喊来两名交通局执法人员“钓鱼执法”，不料全程被司机拍摄下来绝地“反杀”。

其大睁双眼质问司机“你骗我”的样子，憨傻无双，乐翻全网。他天生就是一个憨批吗？又是什么样的环境让他成为这样的憨批？

再接着追问一句，像性骚扰女挂职干部的李秋平县长，咱俩联手全区工程都是咱们的焦作郭主任，这种素质低下的人是怎么混到编制的，又是如何一路升迁的？

不能不说，江西周公子的后劲太大了。一边是寒门学子千军万马冲刺过桥，一边是达官显贵大搞世袭罔替，你拼尽全力追逐的，别人从娘胎里就带来了。

正是因为固有阶层的垄断，使得可提供的良好就业机会越来越少，考公竞争自然也就越来越激烈。编制内部也就出现另一种两极分化：优秀的是真优秀，憨批的也是真憨批。

真正想干事的不是被累死，就是被唾沫星子淹死。

第三，如何正确对待考公？

当然，这不是支持不支持的事情。你不支持，你倒是给他们指出一条明路啊。

我只是想表达，能考上固然是好。但有规划的人生叫蓝图，没有规化的人生只是别人的拼图。

不是每个人都能挤进这个圈子。很多人一考数年，年年落榜。而备考的光阴，通常都是25岁左右人生最好的时光，如此死耗在考公上，是否值得？

考公热实则是把人才虹吸到一个舒适无忧却又封闭不变的圈子，年轻人普遍追求考公，是社会发展的悲哀，是科技文化发展的绊脚石，是“自由、独立、开明、想象力”的最大阻碍者。

但我们无法苛责年轻人的选择，考公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就业环境和经济环境的艰难。如果不是情势驱使，谁愿意头破血流，只为从既得利益群体口中争取一点利益沫沫？

扒开情怀和理想的外衣，“追求”的内核无非人欲，为舒适，为体面，为安稳，加之中国古有“学而优则仕”之思想，“士农工商”之尊卑排序，想谋求一份公职，本无可厚非。

但凡事过犹不及，千人同台，万人竞岗，实属资源内耗。公务员职位的高高在上和体面优越，要多少底层职业咬牙吐血才能浇灌？要多少实体企业虚席以待才能体现？

当躺平与享受成为主流追求，当稳定与舒适成为就业要素，当所有人都以进入国家无限责任担保公司为毕生梦想，社会活力与创造力又何处安放？

当然，提出问题容易，给出解决方案难。破解之法也不是没有，打破终身制，改为聘用制，把考核的权利交给群众，或是吏治改良之策。

一鲸落，万物生。当公职走下神坛，职业不分荣辱，才能行行出状元，辈辈出栋梁，百业俱兴，万世太平。

但这世上的事，难就难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下刀都没个地方下呀。

社会精神滑向纯粹利己主义，无疑是不妙的现象。

昨日，B站以955位初中生《我不想做这样的人》作文为素材制作了五四青年节视频，不少观众被初中生基于对立、油腻、人设等话题的讨论感到震惊，直呼被05后“教做人”，不得不承认“一代更比一代强”。

如何看待青年人的精神成长，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在本文访谈中，钱理群先生就乡村建设与青年人的精神成长作了讨论。早些年前，钱理群曾提出“一些大学正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说法，一度引发轰动，这与人们对市场经济下成长起来的80后、90后功利心强、自私自利的刻板印象颇为契合。在这次访谈中，他强调不能把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混为一谈。今天的年青一代有个人主义的观念和维护个人权益的自觉性，这是比老一代人进步的地方。但问题在于，不仅是年青一代，而是整个国家的国民都失去了精神追求；失去精神追求的人只能靠本能法则生存，即趋利避害，发展到极端，就成了利己主义，这是如今中国最大的困境。在趋利避害的环境下，奉行的是“听我的就有利益，不听我的就没利益”的逻辑，每个人都是两面派，不同场合说不同话，高度自觉，非常娴熟。正如对B站视频的反馈中，一些观众认为初中生的“明志”，不过是他们还未经受社会的毒打。但我们仍要追问：是否存在一种可能，新一代饱含理想的年轻人，可以不再被迫选择“利己”，而获得发展更健全人格的机会？

乡村建设与青年人的精神成长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村建设

访谈人：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开始投身乡村建设。而自“乡村振兴”战略被提出以来，乡村建设似乎越来越“主流化”。很多人摇身一变都成了“乡村振兴”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但实际上是否真的改善了乡村的现状是颇为可疑的。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钱理群：在最近的文章和演讲中，我已经提到要开始认识这一变化。晏阳初当时也讲，参与“乡村建设”的人多了是个好事，但太多之后就可能会变质。今天的“乡村建设”面临的也是这一状况。

在中国做乡村建设的确不容易，但是对此也不必太悲观。面对今天这个局面，我认为，中国的乡村建设还要再在体制中沉潜十年。在中国做“乡村建设”需要两种精神：其一是韧性，不能想着一下解决总问题，必须认识到乡村建设是长期的事情；其二是智慧，就是要善于在种种制约条件下寻找和开拓生存与发展的空隙。

我还注意到，乡村建设进行了这么多年，其中有发展也有变化。早期的乡村建设，更多的是通过社会参与去改变农村。但后来你们的这些新的探索—如创办市民农园，开展让市民包地、种地参与农业生产等活动—实际上体现了通过经济引领乡村建设发展的特点。

如今温饱已经不成为问题了，所以年青一代在寻找新的精神追求。我觉得乡建活动受到年青一代的欢迎，就与此有关。因此，年青一代在精神追求方面的变化，为今天及未来的乡村建设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乡村建设也为年青一代提供了发展更健全人格的机会。

实际上，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今天的乡村建设也很有吸引力。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在实现我们年轻时期的理想—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提出了要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消除城市和乡村的差别的目标。

我之所以觉得乡村建设在将来会有很大的发展余地，也是因为你跟年轻人讲要解决大的政治问题、国家问题，他不见得懂，也不见得感兴趣；但他们对乡村建设这样的活动可能会感兴趣，因为乡村建设为青年人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一条路径，也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了一种意义。

当然，任何事情一旦变得时尚了，都会面临新的危机。不过话又说回来，这种事情也得容忍，哪怕今天年轻人是为了玩而参与，也总比不参与强。你也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有理想，有自觉的信念，这是不太可能的。

乡村建设、社会建设与“志愿者文化”

访谈人：进入21世纪后，“志愿者群体”开始登上中国社会的舞台，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和知识分子的关注。近年来，您也在关注这一现象，并致力于编辑、出版《志愿者文化丛书》。在这套书里，您将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和卢作孚这四位乡村建设先驱纳入“志愿者”的行列，其中像卢作孚的乡建工作几乎已被历史遗忘，对此，您是如何考虑的？这些乡建先贤的实践和思想，可以为今天的青年志愿者提供怎样的资源和精神给养？

钱理群：“志愿者文化”是我在志愿者活动和乡村建设活动中慢慢形成的一个概念。参加这些活动的时候，我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它们的思想文化资源来自哪里？当时大家认为主要是港台地区和国外的一些资源，而我想要寻找本土的思想资源。

最初，我在“西部阳光行动”做过一个演讲，讲鲁迅的思想资源对志愿者运动和乡村建设运动的影响和意义。后来我觉得不够，在鲁迅之外还要寻找其他思想资源，这样就想到了晏阳初当年的乡村建设这一派的理论和实践。他们对解决中国问题有一个基本判断：中国是农业人口最多的国家，因此要建设好中国，必须从农业、农村入手。在当时，这实际上是全国性的思潮，但有不同派别：一派可以称为“农业技术派”，这一派认为重要任务在于发展现代农业；晏阳初是“乡村建设派”，毛泽东是“革命派”……但他们都是为了解决乡村问题。实际上乡村建设和中国革命是有内在联系的。

在考察中国的近现代历史的时候，不能不注意到这样一个从乡村入手来改变中国的大的脉络和思路。近代以来，许多仁人志士的努力都可以被归入这一大脉络下，只是大家是从不同角度来展开具体工作的。我觉得这是近现代整个中华民族的一个相当核心的问题。今天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关心乡村建设的人，仍然保留了这一判断——即认识到中国农村问题的重要性；或者说中国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不能离开乡村，不能完全简单地走西方工业化道路。

此外，我之所以开始关注“志愿者文化”，还涉及一个很大的问题—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在现代转型过程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那么今天我们应该如何重新建设社会呢？

传统中国社会皇权不下县，县以下有庞大的乡绅阶层，有乡村社会—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民间社会—政府的管制力不像现在一样一直渗透到最基层。我们今天所做的乡建实践，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恢复传统的民间社会。但是恢复传统的民间社会，也不能完全走由乡绅来管农村的老路，还得发动普通农民来参加，由此构成乡贤和乡民共同构建的民间社会。

这就涉及另外两个大问题。我之所以对志愿者运动和乡村建设运动特别感兴趣，是因为我觉得中国现在存在两个大问题。第一个问题的思路来自鲁迅，也就是我们仍然面临着国民性改造的问题和思想启蒙的要求。第二个问题，传统中国社会始终没有社会组织：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有国家体制，有商业市场主体，但是没有“社会”，这是我们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重大缺陷。所以，我认为志愿者组织和乡建组织，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在重新建设社会，这就是一种社会建设。所以我参加志愿者活动和乡村建设，都是为了思想启蒙和发展社会组织这两个目标。并且，志愿者活动和乡村建设是通过渐进、和平的方式，去应对以上两个根本性的社会问题。

访谈人：您认为前面提到的四位乡建先驱，对今天投入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和青年，有哪些核心的和比较重要的参考？

钱理群：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他们越来越注意到农民的组织化问题。这四位开始都是做教育，但都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最开始他们都是偏启蒙的，早期他们是从技术教育入手，改善农村的教育现状，这是必要的；后来就慢慢注意到了公民教育，这就是一种发展。进一步，再考虑到比较全面的乡村建设，注意到了怎么使农民组织化的问题。外来的人不能代替本地农民，最后还是要农民自己解决乡村的问题。外来者再支持，也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而农民组织化了就会意识到问题所在，并找到解决办法。

“再沉潜十年”：青年人的精神成长

访谈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的工作就是借助乡建、支农等途径来培养青年，您对此有什么期待和建议？您当年提出的“精致的利己主义”，影响非常大。我们在一线工作，也深知各种利益对青年学生的诱惑。我们的判断是，许多中国青年其实都有本能的向善心理，社会主义传统环境的熏陶和父母的培养，也给他们带来了关于公平正义的最基本的诉求；但体制和媒介，又有对个人占有和自我实现的诱导。这两者之间其实有一些冲突。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更好地把想上进和向善的孩子调动起来，能够让他们找到一种合作式的、而非原子化或个人化的实现方式？

钱理群：应该注意的是，我提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不是“个人主义”，不能把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混为一谈。其实十几年前就有批评，很多人认为“80后”不行。我当时就有发言，说历代人都对下一代人有不满，但最后下一代人都能够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最后都接了班。所以着急干吗？用不着发愁。你看你们这些“80后”不也成了今天中国社会的骨干吗？

所以我觉得对今天的年青一代，也要有一个全面的看法。今天的年青一代有个人主义的概念，有维护个人利益、个人权益的自觉性，相比我们这一代人这是很大的进步。大公无私，专门利人，毫不为己，要求有些太高了。现在的一代人自己能够维护自己的权利，也包括他自己的物质享受，在现代的时代条件中还是需要肯定的。

但问题在哪里？不仅是年青一代，而是整个中国的国民都失去了精神追求。失去了精神追求后人要活着怎么办呢？就只能靠维护自己的利益，把维护个人利益发展到极端以后，就成了利己主义。按鲁迅的说法就是把个人的悲欢看作是整个世界，眼中没有他人，我自己快乐就好，不快乐就不好。个人利益成了唯一追求的东西，其他的东西我都不管。

我最近有一个讲话，也是我的忧虑，就在讲当下的国民性问题。包括青年在内的社会各阶层，从上到下，都面临着一个国民性问题——现在整个中国最大的困境是整个民族没有了精神追求，就只能靠本能在生存，本能的生存法则就是趋利避害。如果年轻人整体上都以趋利避害作为自己人生的价值尺度，这是非常危险的。什么事有利我就做，什么事不利我就躲避。现在的体制也鼓励这种形式逻辑，听我的就有利益，不听我的就没利益。这是现在很多问题的根源，构成了最大的民族困境。每个人都是两面派，不同场合说不同的话。上上下下都是这样，孩子和家长说话，和他自己在群体里说话，和老师说话，都不一样，而且还是高度自觉，做得还非常娴熟。这是非常麻烦的事情。人不能完全没有精神追求。现在人的精神追求，一是个人利益，另一个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但是爱国主义如果发展到一种极端简单化的形态，也是不利的。

从当下的问题来说，你们现在做乡村建设，正是针对这一问题。做乡建就不是趋利避害，因为可能会对“个人利益”有所损害。

现有的困难就在这里，做乡建的挑战也来自这里。趋利避害、本能生存是大多数人的选择，而乡村建设是少数人的选择。你们做了另外一种选择，利益在这里，困惑也在这里——因为是少数人的选择，你就始终是孤独的。我始终能感觉到，做这些事，孤独就是你的命运。尽管为了对抗这种孤独感，我们可以找一些志同道合的人结伴或抱团取暖，减少一点孤独感，但从根本上、总体上来看，这个群体就是孤独的。

访谈人：最后一个问题，您是从90年代末开始关注所谓的“另类”青年，或者说是理想主义青年。看了您的文章之后，我们都很有感触，您当时提出“沉潜十年”，刚才又说要“再沉潜十年”，该怎么理解？

钱理群：我讲“再沉潜十年”，是有一个前提的，即我是针对温饱问题解决了的学生一辈来讲这个话的。更年轻的一代，不能向他们提过分的要求。今天的年青一代（尤其是大学生）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了，实际上面临两种选择。

第一种是你们这样，更多地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同时又做一定的学术研究，并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为什么讲“沉潜十年”呢？因为必须要做长期准备。在改造农民的国民性方面，我是悲观的，但我说自己也是“总体悲观，态度积极”。这是一个长期性的工作。为什么说“再沉潜十年”？这是针对你们这个年龄层次的，你们也就有十年时间去做自己最想做的事，因此真正能够发挥的时间其实不太长。在这个时段里，你应该以最大的限度去做你最想做的事，“沉潜十年”就是去努力做出对你来说最好的成果。

第二种，对于那些不参加社会实践，只是专门搞学术的人而言，同样也需要“沉潜十年”以及“再沉潜十年”。从学术的眼光来看，80年代直到今天，中国学术界没有或者说很少产生真正能够在历史中留得下来的著作；也没有大师级的人物。虽然有很多很好的、有价值的著作，但是真正能够在理论上有创造的，几乎没有。其中一个原因是，今天的学者坐不下来。或者说，80年代以来的时代潮流，推着学者不停地变换研究课题；但大家真的都坐不下来，真正有推动性和原创性的理论始终没有出来。

中国学者面临一个很现实，同时却又很难回答的问题，就是：很多文明古国都消失了，但是中国传统却能够一直传承下来；现在全世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很多都垮台了，但中国却没垮，不但没垮，还继续发展着，这一切是为什么？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有责任用理论去回答这些问题。一个真正搞学术的中国人，他的奋斗目标应该是创造出一个对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具有解释力和创造力的理论。你们研究乡村建设，最终也是要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我提出了一个口号，叫作“总结20世纪的中国经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乡村建设研究也要纳入这个体系。只要能有一些特别有才华、有理论准备的人，投入这一工作中去，就可以做出理论创造，对20世纪中国提出一个具有解释力和批判力的理论。注意我讲了两个方面：能把历史经验解释清楚，同时也具有批判性。之所以“再沉潜十年”，就是因为我觉得在你们这一代人中，是有可能实现理论的创新与突破。

我一生中有两个精神基地：一个是最底层的贵州，一个是最高层的北京大学。中心和边缘，高层和底层，精英和草根，我出入于这两者之间。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人生经验和学术经验。任何一面都有局限，如果你永远待在农村，视野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而当你到了北京，和农村断了联系，比如很多人改革开放后考上大学，从此就会觉得那些农村是自己苦难的源泉，提都不想提，离得越远越好。但我更希望能把苦难转化为资源，所以我始终都有安顺这样一个根据地。我觉得你们也应该有一个具体的根据地。做乡村建设，可以往这方面努力，把乡村作为自己的根据地，根据地的意思就是：那儿有一群和你有关系的人，你随时可以回去；但你又不局限在那儿，而是还可以和世界交流。

著名学者、北大的钱理群教授退休之后，曾经义务到一些场合去讲学，钱教授是研究鲁迅的专家，讲的也是介绍鲁迅的课程。但讲了不到一个月，原来的座无虚席的教室到只剩下三三两两的学生，并不是钱教授的课不好，而是大家觉得，现在听鲁迅对于自己的升学、就业没有半点帮助，大家都很忙，哪有时间来听这些“没用”的课呢？

为此，钱教授感慨万千，最著名的是他曾经攥文《大学里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把这种现象背后的本质揭露了出来，他在文中警告说：“这样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其对国家、民族的损害，是大大超过那些昏官的。”

钱理群教授

以下为钱教授的文字节选：

大学里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2007年有两条新闻看得我毛骨悚然。先说第一条。这是暑假以后新学年开始的一个报到，说是大学新生一报到，有些学校领导就约见学生家长，提出现在开始就要为学生未来的职业做准备，要对学生进行职业的训练和指导，好像我们北大还有专门的组织，指导学生根据求职的需要来设计自己四年的大学生活，还要让这些学生提前和招工单位的人事部门见面，以便公关。这真的让我大吃一惊，我曾经感慨应试教育之外的教育都进不了中学教育，现在我又看到了新的危机：要求大学生按照就业的需要来设计自己的大学生活，与就业无关的教育是不是也进入不了大学教育呢？

这就使我想起了暑期我在一个全国高校通识教育培训班讲我在大学讲鲁迅的情况。讲完了一位大学老师举手提问题，要我介绍一下在大学里讲鲁迅课，怎样有利于学生求职就业。我当时听了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心里却凉透了。我无意责怪这位青年教师，因为他在上课的时候别人也这么问他：你这个课和就业有没有关系，有关系我来听，没关系我不来了。这就非常可怕。当年蔡元培先生提出警告，说大学不能成为职业培训班。我想北大还不至于，然而北大也有这个趋势，今天的整个的教育是围绕着应试和就业来展开，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实。

这里涉及一个严重的，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就业和大学教育的关系问题。我曾经多次对80后的大学生讲，我非常同情你们这一代，你们中学碰到应试教育，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又面临着毕业以后可能没有工作。这在过去没有过，都集中到你们这里了。我1956年中学毕业考大学，当年大学招生人数比中学毕业人数要多，我们那一代人不存在应试问题。再早几年，我想蔡恒平他们那个时候，可能也不存在毕业后的就业问题。你们恰好碰到了，两个东西都给你们遇上了，这是这一代大学生所必须面临的现实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否认就业问题给我们大学教育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新的挑战。正是这一严峻的现实，出现了很多似是而非的论调，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澄清。这里我想谈谈对大学教育和就业关系的四点看法。

首先，我认为大学就业难，确实暴露了大学专业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比较陈旧，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新要求，造成了大学生知识结构的缺陷和不足。因此大学应该进行教学内容、课程设置上的更新调整。这是大学教育改革必须有的一个内容。

第二，我们要具体分析一下，大学生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原因在哪里。在我看来，一个重要方面是精神素质的问题。很多就业单位，对大学生的素质有许多批评，我觉得我们大学生应该听一听这样的批评。他们主要认为现在的大学生，一个是独立自主能力比较差，一个是缺少团队精神，不善于和他人合作，还有知识面太狭窄，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不足。

这些问题，其实都是精神素质问题。而这种精神素质问题，就是独生子女家庭教育和中小学应试教育的后果。正是因为这样，大学教育就应该补这个课。中学的应试教育造成了你们这些毛病，这些弱点应该在大学里弥补，大学不仅仅使你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技术有技能的人，更重要的是成为一个健全发展的现代公民。如果不着眼于这一点，只是按职业知识、技能的要求来设计自己的大学生活，那么，你们中的许多人就很有可能在中学成了应试机器，到大学又成了就业机器，这样来度过自己的青春时代，且不说会影响自己一生的长远发展，单就个人生命而言，也太委屈自己了。

第三个问题，我们对就业问题的看法，应该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我们常说未来社会是一个知识社会，信息社会，这个社会有什么特点呢？就是职业转换很快，很少有固定一个职业的人，因为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知识的发展，不断有一些新的专业、新的课题、新的职业出现。这使得每个人必须不断变换自己的职业、自己的社会角色，这是现代知识、信息社会的一个很大的特点。这和我们那时候不一样，我们那个时代分配到哪里，就永远不动了，一辈子做这个事儿。现在不行，它是不断变换的。你们可以问问蔡恒平这些师兄，他们从北大毕业以后换了多少职业。他们现在的职业所需要的知识、技能，都不是在北大学的，但北大训练了他的基本观念、能力，他们就能不断地变换自己，适应社会发展和自我发展的变化着的需要。

具体的培训是可以通过训练班来解决的，不是在大学里来解决的。大学适当开一点这种课我也不反对，但大学主要的，我想还是我刚才所提到的两方面的发展，一个是作为人的现代公民的全面发展，一个是基本能力的培养。否则的话，眼光狭窄地把我们的大学办成一个职业培训班，那可能再度耽误大家，而且可能整个地耽误我们国家民族的发展。这是我去年感到沉痛的第一条新闻。

大学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人才尖子？

第二条新闻也让我吃了一惊。说新生未入学，家长和学生就忙成一团，通过一切途径，找各种关系以求打点、照应。据说很多大学生，还没上大学，就开始打听，大学英语课，是某某老师教的？哪个给分数高？团委和学生会哪一个比较有前途？评奖学金是不是只看成绩还要在学生会混得很好？还没进学校就开始打听这些消息。据说有一个没有正式报到的新生，把学校里主要领导、团委书记、班主任都摸得清清楚楚。这真让我目瞪口呆。公关思维、搞关系思维，已经渗透到大学一年级学生中，这是不能不引起警戒的。

因为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和我们北大是有关系的，人们经常说北大是全国的尖子的集中地，北大要培养尖子，要培养精英。我自己并不一般地反对精英，但是就我个人来说，我更重视非精英，更重视普通的学生。正像鲁迅所说，可能有天才，但是没有泥土就没有天才；而且，“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但是像北大这样的学校，培养精英是无可厚非的。我们现在需要讨论的是，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精英，或者我们每个同学要把自己培养成为什么样的尖子？这个问题是更加重大，也许是更加严峻的。

我现在恰好对这些尖子学生非常担心——当然不是全体——但是相当一部分尖子学生，也包括北大的尖子，让我感到忧虑。在我看来，真正的精英应该有独立自由创造精神，也是上次我在北大中文系演讲时所提出的，要有自我的承担，要有对自己职业的承担，要有对国家、民族、社会、人类的承担。这是我所理解和期待的精英。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教育，特别是我刚才说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出一批我所概括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谓“绝对”，是指一己利益成为他们言行的唯一的绝对的直接驱动力，为他人做事，全部是一种投资。所谓“精致”指什么呢？他们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养，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他们惊人地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体制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坦白地说，我接触了很多这样的学生，甚至觉得这都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典型，是可以作为一种文学的典型来加以概括的。下面就是我的文学概括，并不具体指某一个人。比如说吧，一天我去上课，看到一个学生坐在第一排，他对我点头微笑很有礼貌，然后我开始讲课。在一个老师讲课的时候，他对教学效果是有一些期待的，讲到哪里学生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等等。因此，我很快就注意到，这个学生总能够及时地作出反应，点头、微笑，等等，就是说他听懂我的课了，我很高兴，我就注意到这个学生了。下课后他就迫不及待地跑到我的面前来，说“钱老师，今天的课讲得真好啊！”对这样的话，我是有警惕的，我也遇到很多人对我的课大加赞扬，但我总是有些怀疑，他是否真懂了，不过是吹捧而已。

但是，这个学生不同，他把我讲得好在哪里，说得头头是道，讲得全在点子上，说明他都听懂了，自然也就放心，不再警惕了。而且老实说，老师讲的东西被学生听懂了，这是多大的快乐！于是我对这个学生有了一个好感。如此一次，两次，三次，我对他的好感与日俱增。到第四次他来了：“钱先生，我要到美国去留学(课程)，请你给我写推荐书。”你说我怎么办？欣然同意！但是，写完之后，这个学生不见了，再也不出现了。于是我就明白了，他以前那些点头微笑等等等等，全是投资！这就是鲁迅说的“精神的资本家”，投资收获了我的推荐信，然后就“拜拜”了，因为你对他已经没用了。

这是一个绝对的利己主义者，他的一切行为，都从利益出发，而且是精心设计，但是他是高智商、高水平，他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我能批评他吗？我能发脾气吗？我发脾气显得我小气，一个学生请你帮忙有什么不可以？这个学生有这个水平啊。

但是，我确实有上当受骗之感，我有苦难言。这就是今天的北大培养出来的一部分尖子学生。问题是，这样的学生，这样的“人才”，是我们的体制所欢迎的，因为他很能迎合体制的需要，而且他是高效率、高智商，可怕就在这里。那些笨拙的、只会吹牛拍马的人其实体制并不需要，对不对？就这种精致的、高水平的利己主义者，体制才需要。这样的人，正在被我们培养成接班人。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我最担心的问题。我讲这番话的意思，也不是要责备他们，这也不是这些学生本身的问题，是我们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所培养出来的，这是我们弊端重重的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结出的恶果，这是“罂粟花”，美丽而有毒，不能不引起警觉。

我今天讲这番话是希望在座的同学，你们应引以为戒，并且认真思考，自己究竟要追求什么，要把自己塑造成什么样的人才？不要只注意提高自己的智力水平，而忽略了人格的塑造。这样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的问题的要害，就在于没有信仰，没有超越一己私利的大关怀，大悲悯，责任感和承担意识，就必然将个人的私欲作为唯一的追求，目标。这些人自以为很聪明，却恰恰“聪明反被聪明误”，从个人来说，其实是将自己套在“名缰利索”之中，是自我的庸俗化，而这样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其对国家、民族的损害，是大大超过那些昏官的。

而我们的大学教育，我们北大的教育，培养出这样的“尖子人才”，就不仅是失职，那是会对未来国家、民族的发展带来不可预计的危害，从根本上说，是犯罪的。问题是，我们的教育者对此毫无警戒，而我们的评价、选才机制，又恰恰最容易将这样的“有毒的罂粟花”选作接班人……

后记

钱教授的文字，带着满腔的理想和热忱，这是老一代读书人特有的气质。自古以来中国的读书人们都有一种“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这种理想驱使他们敢做敢为，领风气之先。然而自从某某年后，中国大陆读书人身上就没有这种理想情怀了。当国外、港台的知识分子们领导着抗议的民众奔走在街头时，他们在为考公务员四处奔走；当国外、港台的知识分子在议会、报章上鞭策时局时，他们在为接了多少广告费而斤斤计较；当国外、港台的知识分子成为国会议员时，他们正在对着某位领导唯唯诺诺。

我们的大学教育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救国救民”的理想以前是不敢，现在是不能。

梁启超百年前写《少年中国说》，写到国外为什么看中国是暮气沉沉，是因为“则以握国权者皆老朽之人也。非哦几十年八股，非写几十年白折，非当几十年差，非捱几十年俸，非递几十年手本，非唱几十年喏，非磕几十年头，非请几十年安，则必不能得一官、进一职。”

百年之前是一个个少年老成，百年之后，是一位位少年“老奸巨猾”。清华大学学生梁植在拿了三个学位而没找到工作，习惯性地在一个电视访谈节目向评委请教找工作攻略，结果遭到了老校友高晓松的怒斥：“你不去问自己能为改变这个社会做些什么，却问我们你该找什么工作，你觉得愧不愧对清华十多年的教育？”

这就是高晓松的不对了，我们的教育从不鼓励学生去改变社会，而更多的是在鼓励一个人排除千难万险去达到目的，原则和底线我们也是不大教的，情怀和理想也是被抛弃的，所以不怪梁植。

只是若干年后，现在的这批少年成为了这个国家各行各业的领导人物，他们会怎样使用手中的权力？怎样对待在竞争中败给他们的民众？钱教授的警告言犹在耳：“我们北大的教育，培养出这样的“尖子人才”，就不仅是失职，那是会对未来国家、民族的发展带来不可预计的危害……”

来源：定福庄瞭望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