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悠悠 藏地手册 （授权转载）

朱茵自从出演紫霞仙子后很少在银幕上出现，但最近“紫霞仙子”朱茵摇身一变成为抗击入侵的藏族郡主，参演了历史题材电影《驻藏大臣》，在其中扮演藏族女郡主央宗。

明星效应让驻藏大臣这个有些陌生的名词，出现在公众视野。

驻藏大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群人？

200年前  他们就已经常驻西藏， 他们可能是最早体验藏地人文风景的内地人，也为维护王朝的统一付出常人无法想象的代价。

走近驻藏大臣，就是走进那部荡气回肠的西藏近代史。

只知八廓街寺院林立，信仰殊胜，却不知经过一个世纪的流转，隐于此间的清政府驻藏大臣衙门曾历经了多少腥风血雨，坎坷无奈。

他们或清正，或潇洒，或懦弱，或多谋，在战事爆发，国家危亡之际，更能看清那一个个鲜活的灵魂。

既有忠肝义胆、英勇捐躯的傅清，拉布敦；

也有体恤民生，政绩卓著的和琳，松筠，和宁；

还有锐意革新，敢作敢为的文硕，张荫棠，联豫；

也不乏庸碌无为，贪图享乐，苟且度日之辈，如庆麟，升泰、有泰兄弟。

驻藏大臣虽与北京相隔万里，但大臣的一言一行，宗教，征战，外交活动，都要通过漫长的进藏之路传到北京的皇宫，驻藏大臣就是整个国家与西藏之间的桥梁与纽带。

而他们的遭遇，亦是国家命运沉浮的真实写照。

雍正时代，驻藏大臣制度之始，稳定西藏，眼光高远

清代驻藏大臣制度，正式确立始自雍正五年（1727年）。

首先派出的两位驻藏大臣是僧格和马喇。

这两位驻藏大臣都是满族和蒙古族，而且都是武将。--------这两点由雍正首创，几乎贯穿了整个选拔驻藏大臣历史的始终。

驻藏大臣到达拉萨后，在“噶伦内斗”事件中表现出色，组织后藏军队与阿尔布巴激战，收复拉萨。

雍正帝还颇有远见地命令康区东部的康定、巴塘、理塘划归四川管辖，中甸等地归云南管辖。日后清军多次进藏，都是以这些川属、滇属的重镇为大后方。

雍正又命令达赖喇嘛迁居惠远寺，并以颇罗鼐（nai）为首重建西藏地方政府。

西藏进入了颇罗鼐治理下的和平时代。

那时驻藏大臣的主要职责就是同颇罗鼐一道，巩固西藏北方的边防，防止准噶尔南下。

雍正十一年（1733年），扎什新城开始新建，这本是驻藏清军的军营，被扩建为一座要塞，也为驻藏大臣衙门所在地。

如今，这座要塞的旧址在今扎基寺以北一带。

驻藏大臣衙门的命运也随国运跌宕起伏，屡经变迁。

历史上最早期的清政府驻藏大臣衙门位于古城八廓街北街，”通司岗事变”后府邸在烈火熊烟中化为灰烬。

之后迁入了小昭寺西北甘丹康萨地方的颇罗鼐府邸，后来移至扎什城。

清中期后，迁于大昭寺西南，朵森路南段一带。在一个世纪后，又重新回到了“通司岗之战”的八廓街“冲赛康扎康”。

公元1735年，雍正暴卒于圆明园，享年58岁。

乾隆上任，风云又起，举步维艰是纪山

乾隆十二年（1747年），一代枭雄颇罗鼐病故，其子珠尔默特纳木扎勒即位，西藏再次进入多事之秋。

乾隆十四年（1749年），命令满洲镶红旗纪山前往西藏担任驻藏大臣。

赴任的纪山或许并不知道，那时的乾隆早已在衙门里安插了眼线，也并不知道，西藏情形如何闭塞无力，自己走上的，或许是一条没有归期的征途。

眼线自然是极尽自己之能事，极力渲染夸大纪山如何讨好迎合珠尔默特纳木扎勒，而皇帝对大臣的信任一旦崩塌，下场都是悲惨的。

历史上对纪山的评价大都是“悖谬妄乱、认敌为友”之谈，殊不知，当时的纪山也是无能为力。

纪山时代，有苦难言。

一则是通向北京的道路在珠尔默特纳木扎勒的控制之下，消息可能随时被封锁和堵塞，二则驻藏大臣制度尚不完备，人员紧缺，没有形成一定规模和影响力，在西藏各地没有代表和耳目。也没有足以威慑野心家的武装。

换句话说，纪山在拉萨，如同盲人摸象，是一位孤家寡人，还要与珠尔默特纳木扎勒等同伙苦苦斡旋，实在是力不从心。

其实纪山也是尽了心力的，到西藏后不久便上密奏给乾隆皇帝：

“到藏以来，留心访查珠尔默特纳木扎勒，看来性情乖张，属下俱怀怨望。且伊又有疑忌达赖喇嘛之心，恐日久众怨愈深，达赖喇嘛亦不能忍，致生事端。”

并建议把珠尔默特纳木扎勒的兄长从阿里驻地调来拉萨，“以分其权”，同时建议把七世达赖喇嘛移去泰宁寺暂住。

但乾隆对纪山早有成见，认为他惊慌失措，不能驾驭局面，批复“见识甚谬”。

同时派遣傅清接替纪山之职，又派拉布敦星夜前往拉萨协助。

纪山赶往了漫长的回京之路。

通司岗事变，滚滚硝烟英雄逝，秋后算账叹纪山

历史的结点，转移到了傅清和拉布敦的身上。

且来看看二人的身份。

傅清大有来头，满洲镶黄旗人，乃是正派国舅爷，乾隆皇后富察氏的哥哥，乾隆朝堂名将傅恒的弟弟，官位累迁至直隶天津总兵，为人有勇有谋，文武兼备，此次是奉诏第三次进藏。

拉布敦也是满洲镶黄旗人，祖宗从清太宗时期就开始打仗。生有力，能弯千力弓，左右射，曾远征准噶尔，屡有战功。还工诗文，懂外国语言，虽为武将，但心思细腻，为人谦和，这是他奉诏第二次进藏。

在清代笔记《啸亭杂录.卷九.拉傅二公》中，有关于两位驻藏大臣生活更加鲜活的记录，亦能展示二人之性情：

“拉布敦多巧思，每剪制衣服，修理洋钟表，皆称绝技。傅清为孝贤纯皇后之兄，性甚忠，其弟文忠公贵，公尚于人前呵叱之。”

两位武将，一个性情温润，难得的一双巧手；一个性格耿直，管你什么皇族亲贵。

乾隆十五年，两人就这样临危受命作为驻藏大臣赶赴西藏会和了。

纵使文韬武略，雄心勃勃，但两人的处境依然如履薄冰。

人员紧缺，几乎无兵可用；耳目闭塞，密探的消息未必准确。

若是请求援兵，和北京的联系长路漫漫，密奏往来消息有可能被珠尔默特纳木扎勒的人截取（“绝塘汛，军书不得达”），夏天就这样过去了，真是坐困愁城。

而此时，珠尔默特纳木扎勒的谋反愈急。

他一反父亲颇罗鼐拥护的中央政策，欲称兵作乱。

但又恐驻藏大臣的军事威慑，于是他一面奏请中央“设计撤回汉兵四百余名”，一面暗中致书准噶尔部，请求助兵外应，并清算了后藏地区父亲的老班底（“凡颇罗鼐所用旧人杀害抄没黜革者甚多”）。

在叛乱空气笼罩之下，气氛越来越紧张，珠尔默特纳木扎勒集结重兵在旷野上演练，说是狩猎，一个转身便是造反。

此时的傅清，拉布敦不想再等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哪怕是以死相搏。

他们认为“珠尔默特纳木扎勒且叛，徒为所屠。乱既成，王军不得即进，是弃藏也。不如先发，虽亦死，乱乃易定”。

于是就这样，在秋风瑟瑟的深夜，两位充满血性的满族将士抱着赴死的决心，决定先斩后奏，顾不得临行前乾隆“毋轻发”的旨谕，密筹划着“斩首行动”。

在他们呈递的最后奏章里，还担心乾隆下旨意阻挠，特别说明不待请旨，见机行事。

乾隆十五年十月十三日，珠尔默特纳木扎勒被召至通司岗驻藏大臣衙门，上楼以后便去掉楼梯，当他跪拜听诏之时，傅清自后挥刀断其首。

珠尔默特纳木扎勒的党羽卓罗尼卜藏扎什在外闻讯，跳楼而下，纠集同党，围楼数重，放炮纵火。

傅清身重多刀，担心被俘，爬上二楼刎颈身亡；

拉布敦更为壮烈，据说手刃数十人后，跳下楼顶，以刀剖腹，肠流满地而死。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探虎穴兮，入蛟宫，仰天呼气兮，成白虹。”

傅清和拉布敦就这样被埋葬在了通司岗的熊熊烈焰之中，当浮尘尽散之时，是否还能看到温润巧手的拉布敦，耿直畅快的傅清，在藏地的暖阳下为西藏边陲忙碌奔波的身影。

几个月后，消息传到北京，乾隆闻讯后，不由悲戚泪下。

乾隆对傅清，拉布敦的做法极为赏识，认为：“二臣之心甚苦，而有功于国家甚大。应特建双忠祠，合祀二人，春秋致祭，丕昭劝忠令典。”

乾隆十六年，又在拉萨八廓街通司岗遇难处和北京建立了“双忠祠”，乾隆亲自前往祭奠，追封为一等伯爵，家族门楣可谓哀荣至极。

乾隆上谕给“通司岗之战”作了总结：

认为“从前珠尔默特纳木扎勒，因有藏王称号，是以拥势太众”，必须对西藏的制度进行彻底整顿，于是就有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十三条》，条例暂不列出，主要解读几个重点：

重新确立了噶伦共同执政的原则，“以分其势”。

将人事任免，财政权归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

驻藏的兵额恢复到雍正初年的一千五百名，加重了驻藏大臣的兵权。

从内地通向西藏的驿站置于驻藏大臣的直接管理之下。

然而，此时驻藏大臣仍只居于军事上的监察地位，对西藏政务并无更多指挥权，致使驻藏大臣“只图班满回京，于藏中诸事并不与闻，听达赖喇嘛等率意径行，驻藏大臣竟成虚设。”

这个问题，直到廓尔喀战役平定，颁布《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才在真正意义上提高和扩大了驻藏大臣的职权。

“通司岗战役”后，看似一切都尘埃落定，但有一人的命运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了--------纪山。

纪山回京途中，已闻“通司岗之战”，自己作为外面讹传讨好珠尔默特纳木扎勒的前驻藏大臣，自然逃脱不了关系，何况两位大臣亦然以身赴死。

乾隆十六年（1751年），以诛心言论给纪山判死刑————“本应在菜市口砍头，念其父亲战死，准许纪山自尽，刑部尚书阿克敦，内大臣崇寿前往监督其自尽！”

纪山死了，伴着通司岗焚后的灰烬，他或许罪不至死，但他必须死。

时光流转，一个旧时代终于散去，八廓恢复了以往的繁华和热闹，乾隆十六年二月初一，星耀吉日，四位新噶伦进入布达拉宫，接受皇帝的任命。

名臣时代，福康安和琳，扬威绝域“廓尔喀”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法国大革命闹得欧洲动荡不安，而在东方，大清帝国显得一片安宁，乾隆已统治这个庞大的国家56年。

西藏同样一片安宁气象。

就在这一年8月，驻藏大臣保泰，雅满泰急奏：

在和廓尔喀人会谈中，西藏政府代表被扣押在聂木拉，廓尔喀大军已占领聂木拉。

后藏危急，恳请将班禅转移至拉萨。

原来，这是一场预谋已久的全面进攻。

如果说上一次的廓尔喀战争不过是一场边境贸易摩擦，还有待价而沽的投机性质。

那么经过四年前那一场稀里糊涂的谈判让（庆麟、雅满泰等，私下同廓尔喀议和，后得到巴忠等赞同。五十四年初，藏廓签定协议，由西藏噶布伦每年向廓尔喀交纳元宝300锭，作为聂拉木、济咙宗、宗喀宗三地的赎金，廓尔喀退兵。此事，巴忠、雅满泰等隐瞒不上报。巴忠以可笑的有功之臣身份离藏回京。），廓尔喀早已看透了西藏的空虚，以洗劫占领整个后藏为其目标。

大战当前，当思良将。

放眼朝堂，曾经骁勇善战的猛将不是病死战死，就是年事已高。

而为将之责，又万分重要，思量再三，乾隆只能使用自己手中唯一的牌-----福康安，又押上了乾隆早年硕果仅存的唯一老将海兰察，还煞费苦心选择和琳负责拉萨以东的粮草后勤。

谈起福康安与和琳，可谓都是出身名门，文武兼备，深得皇帝倚重信任的朝堂栋梁。

福康安，大学士，名将傅恒之子，乾隆孝贤皇后的侄子，乾隆晚期最重要的将领，几乎和大清帝国周边所有敌人都交过手，受皇帝专宠之甚，是朝堂上唯一翻白眼给和珅看的人，甚至有演义说，福康安是乾隆私生子。

关于福康安这一辈子，从勋贵出发，几乎历任所有重要文武官职位，并且跟随阿桂讨伐大金川，主持平定台湾林爽文叛乱，降抚安南内乱，驱逐廓尔喀等，功勋卓著。

关于福康安的超级豪华世家，此处也不得不提。

父亲：傅恒，平定金川，又远征缅甸，乾隆亲登其府在灵前祭酒，赠郡王，享太庙。

叔叔：傅清，死于“通司岗之战”，护国功臣，名载史册，耿直慷慨。

表兄弟：奎林，曾任驻藏大臣，征讨大小金川叛乱，位居前五十功臣之内。

兄弟：福隆安，驸马，总管内务府大臣，主持负责了六世班禅朝觐事宜。

傅清额：也是富察家族中一员，曾任驻藏大臣，六世班禅染上天花在北京圆寂后，受命护送班禅灵塔前往扎什伦布寺。

乾隆一朝，驻藏大臣有五人出身于宗室，而出身富察家族的就有三人，如果算上福康安这个超级驻藏大臣，就有四人，乾隆对富察家族的厚爱和信任可见一斑。

论及清代驻藏史，满洲富察家族的赫赫功劳不应被忽视。

而和琳，为满洲正红旗，钮祜禄氏，为和珅的亲弟弟。

在廓尔喀战争中，和琳负责拉萨以东的军需、粮草运输。

他很快制定出一条制度，将从内地起运至拉萨的补给线分成54站，规定险路每天走80公里，平路90公里。

这些革新的举措体现出和琳的能干，深得乾隆欣赏。

有人说，和琳担任驻藏大臣是和珅刻意安排的结果，他仕途的进步主要受影响于和珅的得势与弄权。

但是，从有关史料与乾隆对和琳的评价来看，和琳个人的品格、素养、细心勤勉办事，以及政绩才是更重要的因素。

用乾隆皇帝的话来说“朕之用和琳，初不过因其人尚细心，遇事奋勉，是以派往。实不料其如此能事，朕深庆得人，国家得一好大臣，大功可易就也”。

关于和琳的功绩很多，如参与制定实施《钦定藏内二十九条章程》，严格活佛管理，划定边界，处理与外藩的关系，查处驻藏大员等。

但让笔者最为动容的，是他整治了西藏地区的天花疫情。

西藏的习俗，视天花出痘为可怕的病症，一旦发病便抛弃不问，患者境况悲惨，他闻此情况十分怜惜，于是在藏北浪荡沟之地修建平房若干间，加以调养。

还禁止将出痘者随意抛弃，应对患者给予口粮，进行隔离调养，是为定例。

拉萨大昭寺前和琳立的“永远遵行碑”（痘症碑），以纪其事。

仁爱之心最动人。

名臣相惜

而关于福康安和和琳，也是一对配合默契，互相欣赏，志趣相投的满洲子弟。

两人都笃信佛教；

廓尔喀战役一个主外，一个主内，相得益彰，配合默契；

福安康廓尔喀之战大胜，和琳重修了扎什城关帝庙，和琳所撰碑文有写“大将军（福康安）运筹帷幄，靡坚不破-------”可以看出和琳对福康安的欣赏与肯定，惺惺相惜。

后来两人又一起联手，镇压贵州与湖南的苗民起义。

在诗歌和生活态度方面，两人都对当时的大文豪袁枚颇为欣赏和敬佩，赞赏袁枚的灵动、率性、直抒胸臆的生活。

以至于从军打仗，也不忘随身携带袁枚的著作《小仓山房文集》。

嘉庆元年（1796年），福康安积劳成疾去世于军中，和琳接任军队主帅，同年在围攻平陇的战役中，和琳染上瘴气去世。

两人死于同一年，死于奔波无休的军营之中。

他们一生戎马征程，或可卸下一身盔甲，无挂无碍，畅快淋漓地醉饮一场畅谈袁枚的诗作了。

廓尔喀之战，《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

为了应对廓尔喀之战，一时间，福康安，海兰察，和琳等乾隆朝最得力的臣子，几乎都奔走在了四川到西藏的道路上。

乾隆五十七年正月二十日，福康安不畏严寒艰辛，率兵抵达拉萨，全程将近5000公里，仅用50天，可谓神速。

1792年，廓尔喀反击战正式打响，一路上势如破竹，直接打到了廓尔喀首都廷布（今加德满都），廷布无险可守，廓尔喀内外交困，不得不请降。

乾隆示意，准其归降。

乾隆五十七年（阴历八月），清军撤回中国境内，此时距开战只有约3个月时间。

福康安在拉萨短暂驻留期间，在能够遥望到布达拉宫的磨盘山新建了一座关帝庙，清军的保护神灵乃是关帝，廓尔喀战役进军顺利，如有神助，故此建造，这座关帝庙随后又被称作“格萨尔拉康”。

福康安还修整和拜祭了八廓街的“双忠祠”，此时距离“通司岗”的熊熊烈火已有漫长的43年了，不知道福康安推开双忠祠的大门，会不会流下眼泪，“叔叔，我要启程回北京复命了，你曾保卫的疆土，山河无恙”。

那位“通司岗之战”牺牲的驻藏大臣傅清，就是福康安的亲叔叔。

随后，一份驻藏大臣历史上最重要也是最完整的制度文件面世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

这个章程的制定，大大提高了驻藏大臣的职权。

可以说，西藏的一切权利，包括行政人事权、宗教监管权、军队指挥权、司法权、外事权、财税权等统摄于驻藏大臣之手，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中有一条“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应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

有意思的的是，这个“平等”，是指社会、政治地位的平等，而不是权利的平等。

事实上，驻藏大臣的权利，远远大于和高于达赖和班禅，主持西藏一切要政。

有一则趣闻，乾隆知和琳等驻藏大臣笃信佛教，就提醒和琳“和琳平素敬佛，此次到藏见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自必照常瞻礼致敬，于佛法故当如此。”

目的是叮嘱和琳，虽然信仰佛教，也不要忘记自己驻藏大臣的身份是同这二位大活佛平起平坐的。

而和琳也不负嘱托，“和琳办事甚妥，且见达赖喇嘛不行叩拜，达赖喇嘛唯命是听。

通过两年多的实践，和琳很好地处理了信仰佛教、尊敬达赖喇嘛、班禅与履行驻藏大臣职责之间的关系。

末路狂飙，陨落逝去不复在

大家公认的驻藏大臣制度在乾隆六十年前后到达顶峰，之后便开始了漫长的衰退。

造成衰退的的原因错综复杂。

内部官员的贪赃舞弊，驻藏大臣的平庸的不作为（有泰升泰兄弟），当然也有努力致力于改革的文硕，张荫棠，联豫。

也与清政府和国际形势不无关系。

最终，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崩溃。

始自雍正五年（1727年），一共持续了185年的清代驻藏大臣制度轰然倒塌，伴随着那个曾经无限辉煌的朝代在历史的长河中离我们渐行渐远。

清朝不再，驻藏大臣也消失了。

但在历史的天空中，在逝去的岁月里，在壮丽辽阔的藏地，我想，我们依然可以找寻他们的足迹。

因为，他们把自己的血肉灌溉在了这片土地；

因为，他们的灵魂，

是不朽的。

（参考文献：《百年驻藏大臣研究论丛》、《西藏人文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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